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个步骤。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从笔者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那样 众多的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头头，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种杀戮，按照文革发动者的意愿，把文革引向极端。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在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国各地。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无一例外地在１９６６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这些暴行的都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始的。但是，这些文革行径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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