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雷光漢，文革前分配到了新疆霍爾果斯口岸教小學，是歷次運動老運動員。在文革一打三反運動中，不堪整肅，跳河自殺沒死，結果一不做二不休潤到了哈薩克斯坦，成了蘇聯囚犯。後來被放出來成了蘇聯居民，一直生活到今天。他寫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了他在蘇聯生活（主要在哈薩克斯坦塔吉…

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雷光漢，文革前分配到了新疆霍爾果斯口岸教小學，是歷次運動老運動員。在文革一打三反運動中，不堪整肅，跳河自殺沒死，結果一不做二不休潤到了哈薩克斯坦，成了蘇聯囚犯。後來被放出來成了蘇聯居民，一直生活到今天。他寫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了他在蘇聯生活（主要在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這幾十年。其中，有些片段談到了蘇聯解體后出現了民族問題。在今天我們在網上討論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西藏新疆問題）時，我覺得，轉述一下他當時在蘇聯的見聞，對於我們這些網友和讀者，可能有些藉鑒和啓發作用。--轉者

女儿上学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政了，苏联的改革也开始了。改革放松了对居民的管制，KGB 权力在逐渐消失，人民自由多了，被压抑几十年人类求自由的本性一下子爆发出来，在社会上积累了几十年沉渣也一下子浮了上来，引起社会的一些混乱。中亚又是一个世界上民族最复杂的地方，一百多种民族混居在一块，各种民族矛盾也乘机引爆，偷，抢，杀人，打群架触目皆是。---327頁

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开局不利，也许是他不愿意再采用铁腕政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苏联社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忽然，1985 年 12 月，满城风雨，人们奔走相告：阿拉木图戒严了！进不去也出不来，每天十多班开往阿拉木图的长途汽车，到了离市区十来公里的地方，就返回来了。说哈萨克人正在游行示威，在暴动，在杀俄罗斯人。---358頁

起因是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拉也夫的退休。古拉耶夫是第一个当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哈萨克人，统治哈萨克斯坦近 20 年，还是中亚 5 国唯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的的密友（勃氏在 50 年代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古氏是部长会议主席），哈萨克斯坦的小沙皇。他住在阿拉木图北郊最好的风景区米德俄的别墅内，为了方便他进城上班，专门给修了一条高级的环城公路。每当他通过，全路都得戒严。他 3 次到塔拉斯巡视，每次也都是全城戒严。一次到我工作的拖拉机零件厂视察，时间是上午 11 点，工厂当局把所有中国工人都赶到第二班了。这年他要退休，指定了接班人，听说还从各地运去了食品和礼品，要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出乎人们的意料是，戈尔巴乔夫派来了一个俄罗斯人来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引起了哈萨克人社会的爆炸。

本来，在中亚各民族中，是哈萨克人的苏联化程度最深，人们都能说流利的俄语，比俄罗斯腹心地带的鞑靼人，巴什基里人，基瓦人的俄语还说的好，可以说，在各非白人民族中，最以“苏联人”自豪的除了朝鲜人，就是哈萨克人了。“我们苏联”总是他们和我们中国人说话的口头语。哈萨克斯坦地大物博，紧邻中国，苏联中央对这个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抓得紧，教育水平，生活水平都高于中亚其他共和国，但也正因为此，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民族独立的情绪也增涨了。

我认识几个年轻的哈族大学生，他们就常说“我们离开了苏联就不能生活吗？”从 12 月 11 日起，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大学生和工人接连几天上街游行示威，高呼“保卫我们自己土地”。军警镇压，人民的反抗更加强烈。游行队伍排列是前面走着游行者，接着是卡车，最后是洒水车。游行者见到俄罗斯人都用大头棒打，尸体扔到卡车上拉走，再用洒水车水龙头把路面上的血迹冲掉。哈萨克青年还跑到火车站，火车一停，只要上面下来了俄罗斯人，不管妇女小孩，抓住便打，许多幼儿园的俄罗斯小孩都给打死了。358頁

我没在阿拉木图亲眼见过，辗转传说可能也有夸大的成份。塔拉斯和齐木肯特各城市，哈萨克居民的情绪也十分激烈，大学生还组织起来要到阿拉木图去支援，在汽车站被阻止了。运动很快被莫斯科调来原驻中苏边境用来对付中国的大军镇压下去了，情景也是异常悲惨。士兵举着专为镇暴用的比铁锹还大还重的大铁板，遇到游行者就当头打去，直到打死。运动的组织者不是被打死，就是抓进KGB 监狱处死。

听说不少运动的组织者还是 KGB 的哈萨克官员。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给这个运动平了反，称之为哈萨克民族觉醒的开始，称运动中的牺牲者为民族英雄，12 月16 日被定为独立节。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一位塔拉斯人，是阿拉木图大学学生卡依拉特·雷斯库勒别可夫，被抓进 KGB 监狱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亲自批准判处他死刑，在狱中愤而自杀。

90 年代中期，塔拉斯市政府把本市的第二大公园共青团公园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大门前建了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和他的半身铜像。不过有的俄罗斯人指着铜像说： “他算什么民族英雄，他是个杀人犯。”

接着，波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镇压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里斯的人们示威时，高加索军区司令下令开了枪，打死了 10 几名妇女儿童，消息传出，全国大哗。戈尔巴乔夫因此制定了一条法律：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军警决不准对和平居民开枪。--360頁

阿尔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两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为争夺拉戈尔科自治州打起了内战。天厌苏联，叫给戈尔巴乔夫赶上了，厄运不断，接着又是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爆炸，阿尔明尼亚大地震，人祸和天灾接踵而来。塔拉斯也接纳了许多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难民。我还认识了其中一名乌克兰妇女，她告诉我，灾难发生后，她逃到基辅的姐姐家，她姐姐闭门不纳，政府把她送到这里了，靠救济过日子。我们工人都义务给原子能电站爆炸和地震灾民义务干了一天活，把那天的工资全交上去救灾。几个我们车间的预备役军人也临时调到切尔诺贝里救灾了，回来说是乘直升飞机在天上转，人们从头到脚穿着防原子服，每次下去工作5 分钟，用混凝土浇盖出了事的反应堆。

人民还没喘过气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又发生了大规模排土事件。乌兹别克居住着上10 万的土耳其人，虽然同属穆斯林，同属突厥民族，相互间却积怨很深。原由是土耳其人很少当工人或农民，大多是商人，日子比乌兹别克人过得好。形势一松动，乌兹别克人的排土运动便爆发了。

土耳其人散居，乌兹别克人成群结队去他们家，抢走他们的财产，把他们撵出来，敢于反抗的就把全家大人小孩用地毯包起来，放火烧死。塔拉斯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只有 300 公里，几天内就有 3 万多名土耳其难民逃来。拖拉机零件厂离长途汽车站不远，每天乘公共汽车上班，大街两侧住满了土耳其难民。大人小孩，铺着一块毯子在街上睡觉，夏天和秋天，都住在露天。从早到晚，都有难民上门讨饭。

1988 年，我们去莫斯科，见到在几个大火车站里也住满了土耳其族难民，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地板上。1991 年鳗澧（雷的女兒轉載者注）去波罗的海边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旅行，也见到了数不清的土耳其难民。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转了几圈以后，独立了的乌兹别克斯坦议会议长访问土耳其，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两国的议员就会在这个会场上一起开会。“

中亚各国也把土耳其当成了他们学习的楷模和追赶的目标。在市场上，任何商品掛上土耳其招牌便受欢迎。令人不解的是，在十月革命后逃到土耳其的哈萨克居民却一批批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面对苏联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人的心情十分复杂，都有无可奈何之感。电视和报刊上出现了同情波罗三国的言论，说苏联并吞这三国后，没在那里作多少好事，使那里和西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胸前掛满勋章的卫国战争老战士却对三国的独立怀着刻骨的敌意，说：“他们还要什么自由。是我们从德国法西斯手里解放了他们，他们不知感恩，还要独立。”

以上我写的这些，只是我的见闻，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分析和评判，只是祈望我们中国的改革不要导致这种结果，必须平稳、有序、可控地进行。否则，对于国家和各个民族以至每个个人，都将是一场灾难。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引起爆炸。但也不能停滞，因为停滞也会引起爆炸。中国可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发生不幸，可不是那么好收拾的。---363頁

這是雷先生的民族觀。

對他的逃亡觀和對中蘇兩國的認識論世界觀，我曾撰文予以評論，稱之爲畸形或五毛式的愛國主義。但無論如何，對蘇聯解體后特別是在中亞共和國引發的民族矛盾，從他的客觀記述情況來看，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