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本书

在扬-韦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探讨“民主空间建筑学”的最新著作核心位置，引用了一段来自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既奇特又耐人寻味的文字。

在竞选败给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三年后，亚当斯写下了这段话——正如米勒所言，当时的亚当斯在亲历民主政治后显然已深感“幻灭”。他带着一丝悲凉反思道，民主：

“既无祖考，亦无后嗣；它被当下彻底吞噬，眼中除了自己别无他物。这是民主的固有顽疾，且无可救药。民主不立纪念碑，不颁勋章，硬币上不刻任何人的头像——它的本质就是反偶像的。”

亚当斯的这番感叹，触及了民主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似乎天然地抵制用大理石或铜像来进行自我歌功颂德。任何称得上“民主”的体制，都是谦逊、谨慎、自省且懂自我约束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多元的，拒绝轻易被某种通用的政治象征符号所绑架。同时它又是流动的——在概念上犹如变幻莫测的形体，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

这些因素看似使得民主体制难以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那样，去倾力打造某种跨越时空的实体建筑表达。

然而，亚当斯显然把话说得有些绝对了：现代民主国家的首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纪念碑，无不在昭示着某种普遍的政治价值。民主显然并非没有塑造自身形象的能力，而且纵观历史，人类也绝不缺少打造专属“民主空间与风格”的自觉尝试。

不过，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健康民主所自带的自省特质，确实为我们解读和理解其政治空间增添了更多复杂性。但我们能否准确理解这些空间——这恰恰触及了米勒的核心观点之一——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解读“空间政治学”绝非一场简单的符号学还原游戏。

清理掉我们对“政治与空间关系”的既定假设，正是《街巷、宫殿、广场》（Street, Palace, Square, 2026）这部新书的核心抱负。在书中，米勒有礼貌却态度坚决地清除了某些根深蒂固的执念。在他看来，无论某种政治体制偏爱何种美学风格，这种美学本身都无法揭示该体制的任何本质特征。

米勒尤为批驳的，就是将“透明度”视作某种民主美学美德的传统观念。不仅因为“看得见”绝不等于“读得懂”，更不等于“可问责”；而且“透明”也绝非民主体制所独有。例如，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泰拉尼（Giuseppe Terragni）就曾自豪地宣称，他设计的“法西斯之所”（Casa del Fascio）体现了“墨索里尼的理念——即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人人皆可窥探的玻璃房子”。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型地标项目上移开，关于“政治美学”的旧有刻板印象就会迅速瓦解。无论处于何种政治秩序之下，空间与美学始终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它们永远是博弈、论争与协商的阵地——而这绝不仅仅存在于民主国家。

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和玄虚。但《街巷、宫殿、广场》绝非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之作。相反，米勒的这本书读起来出奇地轻松流畅，他化深奥理论于无形，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来自全球各地的案例研究之间。不过，这也不是一本给出简化答案或终极良方的著作。相比于直接给出结论，米勒更注重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事实上，这本书最直观的魅力，就在于其提出问题的清晰度，以及其在广袤的时空跨度中穿梭自如的从容。

然而最重要的是，《街巷、宫殿、广场》有力地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忽视“空间的力量”与“力量的空间”的倾向。在传统的政治分析中，情感与美学往往处于尴尬的边缘位置：它们很容易被视作转瞬即逝、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悬浮在政治行动真正发动机的遥远上方；或者像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案例中那样，被草率地解释为某种单一权力意志的简易表达。

相比之下，像民主这样跨越不同历史与地理形态、且充满多向度权力流动的政治秩序，缺乏了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图像学所依赖的“概念直白性”。而《街巷、宫殿、广场》提醒我们：这恰恰是一个误区。

与此同时，米勒引导我们去理解：空间不仅是政治事件展开的舞台，更是塑造政治特质本身的重要力量。“不同的城市形态，”他写道，“会促成不同类型的政治行为”（请注意这里的动词是“促成”，而非“决定”）。争议的空间究竟是一座建筑、一片广场、一条林荫大道还是一条小巷，这都至关重要。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空间政治学是一种关乎实体与现场存在感的政治。尽管监控国家与数字文化已经彻底重塑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并未削弱——更未否定——实体空间作为政治行动与活动场所的重要意义。米勒这部篇幅精炼却见解深刻、入木三分的研究，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这一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事实背后的含义。

* 作者：Marcus Colla（挪威卑尔根大学现代欧洲政治史副教授）

* 来源：Lowy Institute（9月25日）

* 原文链接：https://t.co/qYsIjpTJ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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