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由主义变质了,还是我们扭曲了自由主义?
麻省理工学院诺奖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新书《自由民主怎么了?》把大量批评对准了后工业时代的自由派精英。
他们越来越集中于大学、科技公司、企业化的媒体网络、进步派基金会、专业官僚体系和各类管理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在文化上日益与广大民众相隔绝。
阿西莫格鲁认为,其中许多人对自己的技术官僚式专业知识和进步理念变得过于自信。久而久之,他们对来自民主一侧的阻力、对地方性的文化依恋、对种种较为传统的知识形式,都越来越不耐烦。他们不去倾听,而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工程”——阿西莫格鲁所指的,是那种带有强制性和说教色彩的努力,意在塑造人们的信念、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在许多公民看来,这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监管和社会控制,于是引发了反弹。
要熬过眼下的困境,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它最初的原则。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是,自由主义者必须履行提供共享繁荣这一根本承诺。他提出的方案是“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温和的社群主义”。
不出意料,他建议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向财富再分配,同时重新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医疗和基础设施。自由主义制度还必须对技术变革加以规制和引导,使技术成为人类劳动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
是自由主义变质了,还是我们扭曲了自由主义?
参见 Helena Rosenblatt 对本书的书评中译文,《自由主义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吗?》:https://t.co/RjAFoHEb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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