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怎样摧毁其信徒？美国小说家马特·加拉格尔评小说《斯诺克俱乐部里的啤酒》

小说书名听着轻佻，其实是本正经的政治小说，写1952年军人推翻国王之后的埃及。妙就妙在主人公拉姆偏偏不像个政治人物。他出身富家，爱女人、爱赌、爱喝，又聪明敏感，心里明白这种日子和自己认同的变革对不上。

加拉格尔说，换成任何一个平庸作者，多半会拿拉姆的朋友方特当主角，那人是个逢游行必到的社会主义者。作者瓦吉赫·加利没这么写。他对只想推翻一切、却说不清之后怎么办的人，和对开罗的旧权贵，一样不留情面。

拉姆和方特都是科普特基督徒。1956年苏伊士危机时，两人热血上头，一起参加抵抗。方特大腿中了一枪；拉姆的麻烦是脑子停不下来，总问些群情激昂时没人想听的问题。

苏伊士危机之后，纳赛尔的独裁彻底坐稳。用军人换掉国王从来不是他们想要的，可政变是自由军官组织搞的，轮不到两个愤怒的年轻人说话。

书写到很深处，拉姆才对读者吐露一个瞒着方特的秘密。他每周开车去见几个名义上是“朋友”的警官，付钱换一个信封，里面是犯人写的材料和虐囚照片，他要把这些交给报纸，拆新政权的台。他还补了一句：有些照片要不是花钱买的，大概不会这么血腥。

加拉格尔最欣赏这一笔。这事一旦败露，拉姆自己也得进去，他却说得轻描淡写。就这一段，人物整个翻了面：玩世不恭原来是幻灭，公子哥原来一直藏着理想。可他偏偏不告诉方特，那个最会为他骄傲的人。

还有埃德娜，出身埃及数一数二的犹太富户，自己也是个活动分子。拉姆不懂她为什么背叛自己的阶级，她不懂他为什么背叛自己，两人却怎么也分不开。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越收越紧。拉姆的姑妈装作大方，低价卖掉土地，其实是政府限了地。埃德娜去过以色列的基布兹，回来后脸上多了一道军官鞭子抽出的疤。拉姆劝她走，去哪儿都行，她只说自己是埃及人。那些年，埃及的犹太人在迫害中大多离开了。

加利自己的结局比小说更凄惨。1967年六日战争后，他觉得躲在远处评判别人令人作呕，就以记者身份去了以色列，报道战争中的平民，包括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他既批埃及的独裁，也批以色列政府，两边都得罪了。埃及说他叛国，回国几乎等于送死，他本就脆弱的精神随之崩溃。在留给朋友兼情人戴安娜·阿西尔的日记里，他说自杀是他一生中唯一真实的举动。这让人想起拉姆那句话：“我不真诚，但我诚实。”

最终，1968年12月底，加利在伦敦戴安娜·阿西尔家中吞下26片安眠药，10天后去世，死前自认一事无成，《斯诺克俱乐部里的啤酒》成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部小说。

加拉格尔说，世界压垮了他，那又怎样？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迟早都会被压垮。革命、反革命、起义、渐进改良，身后都会留下一批被辜负的信徒。加利的书至今还立得住，恰恰因为他写出了那种困惑，和这个世界没完没了的折腾。

在加拉格尔看来，这本书的成功，首先在于叙述者拉姆刻意不当"政治人物"：一本政治小说由一个回避政治的人来讲，反而比让方特那样的信徒来讲更有力。其次它是一本关于暧昧与失望的书，对只想推翻、不问之后的革命者和对开罗旧精英同样持批评态度。三是虐囚照片那一段：作者一笔带过，却让读者重新认识叙述者，原来他的冷嘲是伪装，犬儒是幻灭。加拉格尔最后把这些收束为“诚实与暧昧”，说加利正是借此写出了最真实的东西。

加拉格尔认为这本书最可贵之处，是从一个被革命辜负、又不肯投向任何一方的人的内部视角，写出理想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后如何被掏空，同时又暗中不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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