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
《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 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作者: 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