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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的可恥繼續

今天上午10點，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支聯會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成立，据第23条“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三位末代領導層，前主席（工運領導人）李卓人有期徒刑7年，前副主席（香港大律师鄒幸彤）7年3個月，前副主席（前民主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香港大律师）何俊仁5年2個月。

另一被告——支聯會，則被判罰款150萬港元，限3個月內繳交。

整個宣判不過7分鐘。香港媒體則為這場不公正的宣判大聲鼓譟叫好。

支聯會與八九民運息息相關

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舉行支持八九民運的200萬人大遊行中成立，設有“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五大工作綱領。每年組織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遊行和爱心寄天安门母亲等活動。2014年4月26日，成立 了《六四纪念馆》，徵集、保存了諸多珍貴的一手資料。直到2020年被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為由禁止了支聯會組織的六四大遊行和維園燭光晚會。

2021年9月，三位領導人被起訴，支聯會同月底解散，結束了32年的光輝歷程。

“任何政權都不能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

判處最重的是鄒幸彤，筆者以為這與兩天前鄒在美國Patreon發布公開信《努力記住我們失去了什麼》擺脫不了乾系，對香港社會的威嚇作用極為明顯。

鄒幸彤文中說明“就支聯會案，定罪基礎其實只關乎‘結束一黨專政‘，法庭強調了悼念六四本身並不犯法。而且，犯罪行為只限於2020年七月之後的行為，之前30多年來的事情，只是背景，並不違法。“

之後，她謄抄了控方的《沒收物品清單》，包括大量有關六四的紀錄、書籍、物品。其中有支聯會蒐集的“絶版的孤本，血淚寫成的證據”。鄒幸彤特別指出，“清單”中的雕塑《國殤之柱》並不屬於之支聯會。

鄒幸彤一針見血評論：“這件案子就是借對個別口號的上綱上線來清洗記憶，特別是六四的記憶。現在這般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沒收，不就是這一意圖的最好證明嗎？讓支聯會多年來收集的歷史記錄永遠消失，大概比把我們幾個人關起來更為重要。因此，判刑才不是主菜呢，如何「判處」那些不是證物的證物才是。”

判處的“主菜”之一——《國殤之柱》

特別需要說一下《國殤之柱》。它的作者是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系列作品創作於1993至1995年，原被稱為《恥辱諾貝爾獎》，是為紀念世界各地發生的反人類重大罪行而創作，雕像是用扭曲的身軀和痛苦的人像累積成柱，象徵血腥鎮壓，包含亞洲人、非洲人、歐洲人及原住民等各個種族，同一雕塑可紀念不同罪行。

1997年5月31日下午，一座“國殤之柱”從丹麥運抵香港。6月3日，支聯會把它運到維多利亞公園拆箱，並在高志活親自指導下完成組裝，於翌日的“六四事件八周年燭光集會”公開展示。它的基座正面以紅字刻有簡化字楷書“六四屠殺”和草書“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背面也有同樣的英文語句，以紀念六四大屠殺。集會結束後，6月5日凌晨3时左右，由香港大學十幾名同學把它護送運往校園展示，後被輪流在香港多所大學展示。它最後矗立在香港大學黃克競樓平臺，背靠香港大學學生會正門。《國殤之柱》原本是鐵銹色的，2008年4月30日起，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將之漆成橙色，回應橙色運動。支聯會每年都會派人在六四前夕和港大學生一起洗刷《國殤之柱》。

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於通過《港區國安法》，並同日在香港實施。《國殤之柱》2021年底遭港大校方拆卸移走後，於2023年被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作為“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證物予以扣押。高志活多次發表聲明，強調自己擁有該藝術品的私人所有權。在支聯會案進入審結與判刑階段之際，控方以該雕塑曾被用於宣傳顛覆主張為由，要求沒收，高志活表達強烈不滿，呼籲法庭切勿下令沒收或銷毀作品，並要求提供充足時間將雕像運回歐洲。

今天香港高院法官李運騰表示，對《國殤之柱》證物，會另擇日子處理，並指出鄒幸彤並非物主，若想參與聆訊須另行書面陳詞解釋。

“國殤之柱”共有6座，除香港外，另外5座分別位於義大利羅馬、墨西哥墨西哥城、巴西巴西利亞、丹麥哥本哈根與德國柏林。高志活多次要求歸還《國殤之柱》，不僅是合理要求，也是給香港高院下台階，但願香港高院的處理與上述5國不要形成高低上下的對比，不要再製造出人權醜聞。

“任何政權都不能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這是李卓人在獄中發出的呼籲，但是 香港高院對“反送中”人士數年的一系列審判，都是對人權和良知的踐踏，是六四鎮壓可恥的繼續，令香港法治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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