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不是各国领袖和政客吗？

读了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最大的疑问不是她骂得不够狠，而是她骂错了对象。

世界是谁搞乱的？难道是那些手无寸权、只能被政策摆布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吗？发动战争的是谁？制造专制的是谁？操弄民族主义的是谁？垄断权力作恶多端的是谁？滥用公权、制定错误政策、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位捆绑在一起的，又是谁？

当然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各国领袖、政府和政客。

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普通人的愚昧、糊涂乃至知识分子的“添乱”，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人，和只能承受战争与和平的人，怎么可能承担同等责任？

这种论述如果推演到底，极容易滑向一个十分荒诞的结论：既然社会如此复杂，既然民众容易糊涂，既然知识分子容易添乱，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大家闭嘴，让掌权者安心治理；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少批评、多配合，少揭短、多圆场。

如此一来，知识分子的最高美德便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政治正确；不是追问真相，而是维护稳定；不是监督权力，而是替权力解释；不是给政府找麻烦，而是替政府解决“麻烦”。

说到底，按照这种逻辑，东大知识分子最理想的模范，岂不正是胡锡进？

刀把子负责维稳，知识分子负责制造维稳舆论；权贵负责决策，知识分子负责宣传决策；政府负责犯错，知识分子负责证明犯错也是迫不得已。如此知识分子，当然最“懂事”，却也完全失去知识分子的意义。

政治文明或曰文明政治，从来不是要求人民和知识分子替闭嘴，而是建立一套机制，让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畅所欲言，以迫使掌权者不敢胡来。自由言论不是社会混乱的制造者，而是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报警器；批评政府不是给国家添乱，而是防止政府把国家带进乱局。

一个正常社会，最不该害怕的就是知识分子“添乱”。因为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有人说真话，而是所有人都学会说假话；不是社会有不同声音，而是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

如果把批评权力叫作“添乱”，把替权力圆场叫作“清醒”，那么最终被保护的从来不是世界，而是权力本身。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敢给权力和政府添乱的社会，往往正是权力和政府最容易把整个社会搞得一团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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