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论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

在当代中文舆论场的奇观中，最令人错愕的，莫过于一些自诩民运人士的流亡者，竟以一种几近癫狂的姿态，膜拜一位美国极右纳粹分子——唐纳德·川普。他们把这位自封交易艺术大师的奸商当作天选之子和反共救世主，仿佛只要川普在世，早有荡然无存的共产主义幽灵将不再威胁自由世界，将不再在空中飘荡。
此种迷信的根基，在于一个幼稚而危险的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在事实层面上，川普从来都不是反共斗士，川普从来都是公开赞美中共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美国人。而其所谓“对华强硬”，核心关切始终是贸易逆差、制造业转移、关税壁垒，而非中共的专制体制或人权暴政；他只是在制造借口，敲诈勒索中国、日本、台湾、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而已。因此他像个怨夫一样诅咒全球化，像个义和团一样仇恨外国和外国人；他罔顾美国是其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罔顾美国资本家和企业家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润和收益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他对极权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更是暧昧、亲昵，令人肉麻、作呕。他经常在推特上以大写字符深情写道：
“某主席和我将永远是朋友。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是中国的强有力领导人。”
“香港的问题非常棘手，但那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不需要建议。我相信某主席能平定叛乱。”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保守主义和鹰派领军人物博尔顿在回忆录中揭露，川普曾在G20峰会私下鼓励某主席加大对X疆再教育营的建设力度，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川普更公开赞美他“是三百年最伟大的中国人，不！五百年最伟大的中国人”——当时的媒体也都有报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某些民运川粉奉为圭臬的判断准则，但这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屡屡被证伪，被证漏洞百出。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也是互视为“敌人的敌人”；美军在冷战中扶持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抗苏联，后来又支持以色列对抗整个伊斯兰世界，最终却遭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这些相互敌对的军政力量，最终都犯下过滥杀无辜、惨无人道的罪行，请问我们这些幸存的平民应该支持哪一次大屠杀呢？哪一个屠夫是我们的朋友呢？
政治判断若脱离普世价值坐标，那就只剩下地缘冲突和民粹情绪，就只剩下权谋和输赢，平等平权、公平正义将荡然无存。
川普与班农所代表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美国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他们不反极权、不反独裁、不反暴政，他们只是怨恨他国与美国分食霸权；他们不会支援异国和异族争自由民主，而只耽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帝国怀旧。
更大的误解、更严重的认知混乱，莫过于这些川粉民运人士将当下的中共党国视为“极左政权”或“共产主义乌托邦”，将美国左派、进步主义、欧洲社民主义、性别平权乃至环保主义统统视为“红祸蔓延”。他们错误地将毛泽东的“极左乌托邦”与邓小平开创的“极右乌托邦”和“新暴秦制度”混为一谈，无视中国党国历史之转折与体制之嬗变。
须知，自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早已抛弃毛泽东打土豪均贫富的教条主义路线，转而构建起一种权力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名维护“权力寡头”之利，以“人民至上”之名压制“公民权利”，以党政权威整编市场资本，最终形成一个疯狂无度占有一切资源和所有财富的极右政权，即权力垄断资本主义。它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丛林怪兽”。它的精神内核，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秦始皇主义与朱元璋思想。
那些将“反共”简化为“挺川”的异议人士，实则并不理解自由为何物。他们不是追求公义，而是在浓烈的情绪中渴望一个新的铁拳；不是为了推翻暴政，而是为了投靠另一个更强的暴君。他们把自由当作旗帜，却以专制为庇护，把权利当作借口，却拥抱另一个暴君。
真正的反共，必须反任何形式的极权、独裁、暴政和暴君，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崇拜和个人崇拜，必须反任何形式的绝对唯一真理。
否则，他们就是又蠢又坏的无聊川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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