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1966年8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辅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红色高棉”所继承。

“群众专政”的方式，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高潮之时，主要是暴力性“斗争会”。“斗争”是一个意思不明的动词，文革中这不但意味着遭到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决，而且可以是侮辱，体罚，毒打，直到当众打死。“坐喷气式飞机”（即把被“斗争”的人按倒头部，反扭双臂，成喷气式飞机形状），胸前挂写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边头发成所谓“阴阳头”，游街，无处不见。红卫兵装束中的铜头军用皮带，也是抽打被“斗争”的人的方便而富于杀伤力的工具。

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该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学，都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人。在学校，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1967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卞仲耘的中学有四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62％的1949年前入厂的老职工被“审查”，14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80，100人，其中有3，512人自杀，219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受难者和暴君
作者: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