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中文语境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烟明明是臭的,偏偏叫“香烟”;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偏偏有人说她“臭美”。
再往下看,就更有意思了。
吸毒成瘾的人,可以叫“瘾君子”;偷东西的人,可以叫“梁上君子”;过去连奸淫、侵犯女性的恶徒,都能被文学化成“采花大盗”。
明明干的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到了男人身上,词却莫名其妙地风流起来、江湖起来。
可到了女人这里呢?女人爱打扮一点,叫“臭美”;年纪大一点,叫“大妈”;年轻一点,“小姐”被色情化;“小仙女”从昵称变成讽刺;“名媛”逐渐变成嘲讽;维护女性权益,“女拳”两个字就扔过来了。
男人谈过很多次恋爱,叫“海王”“浪子”。
女人谈过很多次恋爱呢?“公交车”“破鞋”“烂裤裆”。
一个是海上称王,一个成了谁都能上的公共交通工具。
一个词强调的是——他拥有很多女人。另一个词强调的是——她被很多男人使用过。
男人年纪大了找年轻女人,有人调侃“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年纪大了找年轻男人,却会被问“这么缺男人吗?”
男人有性经验,叫“会玩”“有魅力”;女人有性经验,要被说“不干净”。
男人挑年轻、漂亮的女人,被解释成“男人都这样”;女人希望对方经济条件好一点,立刻变成“拜金女”“捞女”。
甚至一个女人出来表达观点,你都未必需要反驳她的观点。
一个女人只要让某些人不舒服,她的脸、身材、年龄、婚姻、生育、性生活,都可以被拖出来审判。观点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典型的词:“伏弟魔”。
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告诉女儿:“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长大以后变成:“你弟弟要买房,你帮一点。”
女儿工作以后给家里钱,结婚以后继续补贴弟弟,甚至自己的收入都不断流回原生家庭。
那个被吸血的女人,她成了“扶弟魔”。
最妙的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没有出现在这个词里他隐身了。
而如果再往前追一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所谓“伏弟”,甚至不是从姐姐工作以后才开始的。
它从家庭第一次分配资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父母可能愁得睡不着觉:老大一套房,老二怎么办?
于是拼命挣钱、借钱、攒首付:两个儿子,就想办法一人一套。
可同样一个家庭,如果是一儿一女呢?
很多家庭的计算方式突然变了:“房子当然留给儿子啊,你以后是要嫁出去的。”
奇怪不奇怪?
两个儿子的时候,没有人说:“家里只有一套房,你们兄弟俩谁结婚谁拿走吧。”
大家知道两个儿子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会想办法尽量一碗水端平。
可换成一儿一女以后,女儿那一份却可以凭空消失。
儿子得到房子,叫:“父母给孩子准备婚房。”
女儿想要同等财产,却可能被问:“你都嫁出去了,还回来争什么?”
而那个从出生开始就在财产分配里占据优先位置的人,却可以从头到尾不用解释自己为什么应该得到这一切。
这就是我觉得“扶弟魔”这个词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被吸血的人被命名了,吸血的机制没有名字;被牺牲的人被嘲笑了,既得利益者却隐身了。
甚至连婚姻本身也是这样。
女人嫁进男方家庭,叫“嫁人”,被视为正常;男人进入女方家庭,却专门有一个长期带着羞辱意味的词——“入赘”。
孩子跟爸爸姓,像手机出厂默认设置一样自然;孩子跟妈妈姓,却能让一群毫不相干的人突然操心起“香火断了怎么办”。
最爱妈妈的男人,骂人的时候却张口就是“操你妈”。
想羞辱一个男人,去羞辱他的母亲;想羞辱一个女人,直接羞辱她的性。
“婊子”“荡妇”“骚货”“破鞋”“母狗”……
仔细想想,我们日常语言里最恶毒的那一批词,有多少最终都落在女性身上?
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女人如果成就足够高、足够受尊敬,我们甚至会称她为“先生”。
宋庆龄先生、冰心先生、杨绛先生……
当然,“先生”作为尊称有自己的历史语言背景,并不是简单的“把优秀女性当成男人”。
可放在今天整个语言环境里看,依然有一种奇怪的反差:“先生”不断获得尊敬、学问、地位这些正面含义;而“小姐”“大妈”“名媛”“小仙女”这些原本未必带有恶意的女性称谓,却一个接一个被色情化、贬义化、嘲讽化。
语言当然不是某一天开会决定出来的。
因为语言是无数人一代一代使用出来的。
什么值得被浪漫化,什么应该被羞辱;
谁犯错以后仍然可以是“浪子”,谁只是没有按照期待生活,就要变成“剩女”“捞女”“公交车”“扶弟魔”。
甚至谁拿走了资源,谁承担了牺牲,都可以通过语言悄悄完成一次角色互换。
语言就像一束追光灯。它照着谁,谁就看起来像问题本身。
于是重男轻女的家庭结构不见了,父母不平等的财产分配不见了,儿子的既得利益不见了,最后只剩下那个女人站在灯下面:“看,她是扶弟魔。”
所以我越来越不喜欢一句话:“一个词而已,你怎么这么敏感?”其实是敏锐。
词当然很轻,但一个词被说上一百年、一千年,它就会告诉下一代:谁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谁应该理所当然地付出;谁拿走资源不需要名字,而谁只要不肯继续牺牲,就需要一个骂名。所以改变语言,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