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引发的“分裂国家”案:张毅父子跨越三十七年的故事】武汉活动人士张毅因在拉萨展示达赖喇嘛照片,被控“煽动分裂国家”。对远在荷兰的儿子张弘远而言,这不是一场毫无预兆的灾难,而是他准备了三年、也害怕了三年的那一天。
“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派出所领父亲。”
2026年7月1日下午,西藏拉萨色拉寺。
来自武汉的退休人士张毅看见一名藏族妇女正在朝拜,便想向她借一块垫子。两人语言不通,对方不会说汉语。张毅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旧照片,递到她面前。
照片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张毅相识多年的朋友,一名汉传佛教僧人。这个朋友曾因信仰在中国坐牢。今年春天,两人还曾一同在中国南方游历半个月。
张毅原本只是想告诉眼前的妇女:照片里的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见过达赖喇嘛。
妇女却连连摆手,慌忙避开视线。她不敢看。
她的反应引起了附近两名黑衣男子的注意。两人走过来,也要求查看照片。张毅没有理他们,转身离开了。两个黑衣人又用藏语与妇女交谈了几句。
不久后,张毅和同行的弟弟在寺内浏览纪念品摊位时,发现那两名男子举起手机对着他们录像。兄弟俩尚未走出寺门,警察已经赶到。下午约五时半,两人被带往拉萨市公安局。
弟弟后来获释,张毅被留下。
一块用来朝拜的垫子,一张手机里的旧照片,一次没有说通的话,后来成为一宗“煽动分裂国家”案的全部起点。
“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
张毅被捕后,远在荷兰的张弘远没有想过立即回国。
这或许与人们想象中一个儿子的本能反应不同。但张弘远很清楚,回去并不能救出父亲,还可能让这个家庭失去唯一能够在外面发声的人。在荷兰,他可以联系当地政府、国际机构和欧洲各国的朋友;回到中国,他很可能与父亲一样,被迫沉默。
“我在外面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他对中国人权说。
只是,不回去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把父亲领回家。
事实上,从十几岁开始,张弘远就在做这件事。
有一次,他放学回家,发现父亲不见了。打听后才知道,张毅又被带到了派出所。那时的张弘远不过十四五岁。他一个人走进派出所,对警察说,自己要吃饭,家里已经没有大人了。
派出所的人给了他一碗泡面。他就坐在那里等。
“你们不放他,我就不走。”他说。
后来,张弘远常用一句带着苦笑的话讲起这段往事:“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派出所领父亲。”
那不是他童年里唯一一次面对闯入家门的国家机器。
习近平上台初期的一天晚上,一群国保和警察带着张毅回家搜查。张弘远记得,当时自己大约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警察站在家里,他当然害怕。父亲对他说:“不要担心。”
张弘远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开始弹琴。
门外,警察翻查家里的物品,搬走电脑;门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停地弹琴。他无法阻止搜查,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再次被带走。他唯一能做的,是用琴声盖住外面的动静,也盖住自己的恐惧。
警察离开后,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弘远仍然记得父亲在被带走前进来安慰他的样子。张毅似乎总是在安慰别人,哪怕真正身处危险的人是他自己。
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张弘远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不断被警察带走。
更早的时候,张毅曾带他去过汉正街附近一处已经废弃的看守场所。建筑后来被商户当作仓库使用,里面昏暗、陈旧。父亲带着他在里面走了一圈,说:“我以前在这里待过。”
年幼的张弘远听错了,以为父亲说的是“在这里工作过”。在孩子的想象里,警察是一个威风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父亲曾经当过警察。
直到上初中后,他才明白,那不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而是父亲被关押过的地方。
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对民间社会和异议人士的压制迅速收紧。次年,张毅因为继续接触公民社会人士并参加朋友的婚礼,开始受到更频繁的监控。国保人员每月上门给他拍照。父亲过去一直小心藏起来的那段历史,也终于无法再向儿子隐瞒。
张弘远这才知道,父亲的人生停留着另一个年份:1989。
张毅在1988年完成大学学业,学的是法律。1989年时,他已经在武汉的自来水系统做电工,并非一些报道中所称的“学生领袖”。但六四镇压发生后,他参加了武汉当地的抗议,并因阻拦京广铁路约两小时而被捕。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报道此事的旧报纸。
三十多年后,张毅仍会谈起那一年。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八九年我就该死了。我没有死,只是晚死了。”
在张弘远看来,这句话并不是在表达轻生,而更像是父亲对自己余生的一种解释。在张毅的生命里,1989年并没有结束。此后每一次声援、每一次探望政治犯、每一次被传唤和拘押,都像是那一年漫长的回声。
刚知道真相时,尚在读初中的张弘远对父亲说:“爸爸,我觉得你好伟大。”
但“伟大”落进一个家庭的日常里,并不总是一个轻盈的词。
伟大的父亲,也曾是一个让儿子埋怨的父亲
张弘远并没有把父亲写成一个从未令家人受伤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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