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盖棺：中共“铁腕改革家”也是冷血酷吏】据新华社报道，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7岁。官方与不少舆论以“铁腕改革家”概括其政治遗产。但从中国人权的视角看，对一位曾经掌握巨大国家权力的人物进行评价，不能只有经济增长、市场改革和行政效率这一套账本，还必须清算另一笔账：他的权力给普通人的权利、尊严和生命造成了什么后果。

朱镕基本人也曾是这套制度的受害者。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获得政治生命。

然而，这段几乎毁掉他的经历，并没有使他成为制度的反思者。相反，他后来成为中共体制中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之一。他并没有挑战一党专政，而是用自己的能力提高这个体制的治理效率、经济实力和延续能力。

这是理解朱镕基政治遗产的一个关键：他曾经被这台机器碾压，最终却选择成为修理和强化这台机器的人。

朱镕基政治生涯中，有两笔人权账尤其不能被“改革家”的光环遮蔽：六四之后的政治镇压，以及国企改革中数千万工人付出的代价。

1989年，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六四镇压后，全国进入政治高压。上海光新路铁路事件中，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三名市民于6月15日被判处死刑，6月21日即遭处决，从判决到执行只有六天。

官方长期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暴徒焚烧列车”，却淡化了事件的起因：列车冲入聚集在铁路上的人群并造成多人死伤，随后才发生愤怒群众纵火烧车。在六四之后的政治恐怖中，司法成为迅速惩罚抗议者的工具。作为当时上海主要负责人之一，朱镕基必须为此负责，事实上他也因此高升。在此后直到他作为总理的表态中，他都表现出对于六四屠杀的支持。

另一笔更庞大的账来自国企改革。

朱镕基主导的“抓大放小”等改革重塑了中国经济结构，同时也使数以千万计国企职工失去工作。对于宏观经济学家而言，这可以被称为“结构调整”；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却可能意味着饭碗、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同时坍塌。

改革是否必要可以讨论，但改革的成本由谁承担，本身就是一个人权问题。不能把经济增长全部写进改革者的功劳簿，却把数千万普通人的失业、贫困和尊严受损当作改革不可避免的几个统计数字。

朱镕基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中国入世，使中国得以全面进入全球市场，并承担了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透明度以及按照WTO规则调整国内制度等一系列义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济开放最终会推动中国更广泛的社会乃至政治开放。

结果却是，中共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资本、技术和贸易机会，却始终拒绝把经济开放延伸到基本政治和社会权利。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独立工会仍然被禁止，工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新闻审查和互联网防火墙不断强化；维权人士、异议者和宗教信仰者持续受到压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被压低的劳工权利，反而成为“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中国融入了全球市场，却没有融入自由秩序；相反，一个因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强大的中共政权，今天已经成为这个自由秩序最主要的威胁之一。

这是今天重新评价朱镕基“改革开放”遗产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镕基还以反腐立身。“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成为广为流传的朱镕基式反腐豪言。然而，他的儿子朱云来后来长期担任中金公司高级管理职务，女儿朱燕来也进入中国金融界。朱镕基家庭与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公共监督和历史审视。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腐败从来不仅仅是几个贪官的问题。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官员财产公开，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和社会监督，所谓“铁腕反腐”最终仍然是掌权者监督掌权者。

棺材可以留给贪官，却没有留下一个能够约束权力的制度。

2002年卸任前夕，朱镕基访问香港时曾警告，如果香港在他们手里“搞坏了”，那就是“民族罪人”。

二十多年过去，这句话有了格外沉重的回声。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民主派遭到大规模逮捕和起诉，独立媒体被迫关闭，公民社会组织相继解散，香港曾经拥有的自由空间遭到系统性摧毁。

这些事情并非朱镕基个人所为。但是，他毕生维护和强化的，正是最终能够完成这一切的政治体制。

一个人的死亡，不应成为停止历史追问的理由。

评价朱镕基，当然可以记录他的经济改革、行政能力和推动中国加入WTO的作用；但同样应该记录六四之后遭到镇压的人，记录国企改革中被时代抛下的千万工人，也记录那些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长期被剥夺结社、表达、信仰和政治权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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