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 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

女犯夜半歌声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张郎郎：孙维世的故事

图：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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