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蔡畅:一个冰冷的壳
蔡畅是“红色夫人”中最红的一个,真正的大姐大,中共建政后首位妇联主席。
邓颖超晚年最愤愤不平的事情之一,冲死去的周恩来去的:工资评级的时候,邓想蔡是主席,工资三级,自己是副主席,工资该是四级,自己谦虚一点,请求五级。而到了周那里,定为六级。
蔡畅、李富春的婚姻,亦是中共经常鼓吹的红色经典,彼此从一而终,光鲜亮丽,是否败絮其中,容另文再述。先看看其女儿的亲述:
1923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为了革命,妈妈坚决要做人工流产。但外婆(葛健豪)极力反对,甚至说她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后来,母亲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坚决的母亲,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父母为其取名“特特”。
李特特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唯一的女儿的合影。
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
1928年,蔡畅在上海的家是党的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不久,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处决,“外婆最伤心,几天没吃饭。她最喜欢舅母,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1938年,中共将一些遗孤和领导人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同行的还有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朱德女儿朱敏等。
40年代初,蔡畅来莫斯科开会,母女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
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
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
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二战结束后,李特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之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在父母的鼓励下,李特特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
八九学潮时,担任赵紫阳秘书、负责联系军队的李勇,即是李特特的儿子,李富春、蔡畅的亲外甥。李鹏认定李勇泄露了戒严部队的一些情况,是坏人,要好好整他。后为邓屠夫阻拦,李富春曾是邓在高层唯一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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