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热门景点新天鹅堡，旅行团开始移动了。大家沿着小路往上走，路过纪念品摊和饮料亭。张亚博走在队伍最后。他后来说，他已把这一刻在心里反复演练过无数次：在酒店里，在大巴上，甚至在厕所里。

走到第一个转弯处前，他停下了脚步。其他人继续往前走，没有人注意到他。张转身，往回跑。之后，他乘公共汽车前往菲森，再从那里坐火车前往慕尼黑。导游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叫他立刻回来。

以上是德国《明镜》周刊今年4月发表的报道《他在新天鹅堡脱逃，揭露中国的罪行》中描述的情节（报道作者署名：Christoph Giesen, Frederik Obermaier, Bastian Obermayer, Sophia Stahl 和Jessica Chen）。

该报道继续写道，出逃次日，张站在慕尼黑施瓦宾区一栋不起眼的大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总部就设在这里——这是一个流亡海外的组织，被北京当局定性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张通过中国官方宣传了解过这个组织，而如今他站到了他们面前。他的出逃，就以此为终点。

当天上午，他请求酒店前台拨通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办公室电话。前台把听筒递给他，他自我介绍说是一名中国警察，急切地想与他们交谈。

维吾尔人引领张进入一间会议室：一张长桌，几把椅子，一台嗡嗡作响的空调。桌上摆着黑茶，旁边是记事本和笔。几名男子已经就座。他们不信任他。张入座时，他们架起一个装有智能手机的三脚架，镜头对准了他——他们要完整录下这次谈话。他们邀请《明镜》周刊在场旁听。

慕尼黑的维吾尔人最想知道的，还是他为什么决定开口说话。他再次伸手进双肩包，取出一份绿色文件，上面印有两座金色的教堂塔楼——那是一张受洗证书。"我是基督徒，当我死去，我必须向耶稣交账，"他说。

当时他的工作职责是将在押嫌疑人押送至审讯。张讲述了一个比他年轻的男子。一名狱警一次次踢他的下体。那个男子后来死了。张沉默片刻，随后轻声说："那些呼号声，至今萦绕在我耳边。我为此做噩梦。"几乎每周都有人死在监狱里，医疗救治几乎为零。

张说，他每周都必须向上级警务部门报告信息，逮捕行动随即跟上。关于维吾尔习俗的蛛丝马迹便已足够：一首歌、一首诗、一段祈祷。

有时，警察甚至会捏造事实。例如声称村民在打篮球，张说。一个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人是可疑的——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带走。"

他从这个机构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官方举动，是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为"所获取的国家机密"保密，承诺沉默。而现在，他开口说话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在那里面对不公时我做了什么，"他后来在德国庇护听证会上说，"我至少想能够说：我说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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