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 “跑路天后”张爱玲的饥饿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的张爱玲颇受当局礼遇，曾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穿着旗袍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被安排下乡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但是，先知先觉的她于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与她背景相似、留在大 陆的作家苏青、关露、周瘦鹃等人，大多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迫害。

当年的张爱玲显然精心计划，侥幸逃离。她后来多次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还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关于她的去国，流传最广的理由来自她的弟弟张子静的晚年回忆：1951年春两人最后一次会面，张子静问及姐姐日后打算，她回应：“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假如这是原话，那也只能说明张爱玲觉得这样适合回应一直处于她的鄙视链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来强化张爱玲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人性的说法。

《秧歌》无疑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小说，也更加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张爱玲的政治观点。

在台湾皇冠版的《秧歌》扉页上，印着胡适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读过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农村体验生活，别的同时代作家写出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颂德作品，张爱玲则看见了农民的饥饿，看见了政权的实质以及未来的走势，并着手从《人民文学》、《解放日报》以及口头传说中搜集素材，构思“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张爱玲写出了中国版的《1984》

《秧歌》写了两个并行的故事，一个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农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惨遭遇。土改的结果是农民斗倒了地主，却遭到政权更严重的盘剥，富庶江南成为饥饿之地。饥饿的农民发出抗议的声音，上级派兵镇压。月香的儿子被踩死，丈夫受伤身亡，绝望中放火烧掉粮仓，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个故事是讲电影编剧顾冈被安排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看见的是乡民饥肠辘辘，自己也亲历了饥饿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级要求把痛苦写成了欢乐，把农民群体抗议政府写成了他们反抗地主压迫，还把月香纵火自焚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的愤怒。

也就是说，《秧歌》不仅讲述了一个政权制造的饥饿和迫害等人权灾难，还揭露了这个政权怎样看待底层的苦难，怎样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毫无疑问，张爱玲写出了中国版的《1984》。

鼓乐声一直响到今天

张爱玲在小说中讲述了饥饿的感受：“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著他，钝刀钝锯磨著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再次看到类似的饥饿记忆，要等到三十年之后张贤亮、余华、莫言等人的作品问世。

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写道，饥饿是不能讲出来的。“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不仅如此，下乡体验生活的人还要说自己长胖了，“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长瘦了，也没治好什么病，那是因为你思想没搞通，是落后分子。

张爱玲恍然穿越到了当下——在她的笔下， “农民对于‘大锅饭’这样东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现在大家饥饿到一个地步，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了，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新年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他们饿着肚子，跳着秧歌。“呛呛凄呛呛！呛呛凄呛呛！”——小说结束了，但鼓乐声显然一直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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