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民日报》记者眼中的逃港真相
一条深圳河，把宝安县切成了两半。当年英国强占香港时，河两岸几乎一模一样地穷。到了五六十年代，南边香港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而深圳河北边还是老样子。

深圳是宝安县的县城，坐落在梧桐山和羊台山之间。全县城的家当，只有二十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 产品的小工厂。全县仅有四条宽不足十米、长仅五百米的道路，县城里几乎全是破房烂屋。

罗芳村离深圳只有十分钟路程，与香港新界隔一条几米宽的深圳河。河最窄的地方，一跳就能过去。这里是当年逃港最佳的地段。罗芳村的人不用爬铁丝网，也不必游水——他们的飞地在香港那边，凭耕作证就可以大大方方从桥上过去。

那时以粮为纲，不许搞副业，飞地上的菜被拔掉，改种水稻。种水稻没水，就从深圳这边抽过去。香港的菜农看到直骂：“真没一点经济头脑，香港菜价翻着跟斗往上涨，你们种米有啥用？”

罗芳村也没办法，上面有计划，不得不听。那一年，罗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隔着深圳河对面几百米远的香港较寮村，人均收入78000港元。

罗芳村的农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直接跑过去五百四十个青壮年——村里三分之二的人口去了香港那边，在香港对着深圳罗芳村的地段盖了屋，也建了个村，还叫“罗芳村”。

六十年代初期，宝安县靠近香港方向的人家，十户里起码九户半逃港。有些村的男劳力全逃光了，一个不剩，只留下寥寥几个妇女和老幼。1962年，宝安县跑出去12144人。即使到了1978年，还跑出17456人——一万四千多共青团员，跑了一万一千多。
当时县委最大的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和国企职工，连饮食店的妇女都拉上，带着狗去堵截逃港者。民兵警戒、放狗追、鸣枪警告，甚至把被鲨鱼咬过的尸体展示在沙滩上。但这一切都吓不住逃港的人，大家照跑不误。

这时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求援——他们想请《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去参观采访。

1961年，广东省公安厅邀请连云山去广东采访，采访什么没有说，也许是故意不说。连云山经常去公安系统采访，这次要他去看什么不太清楚。到了广州后，公安厅给他办好了边防证，又去宝安办了耕作证。

当时蛇口、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农村，都有数量不等的农田在境外，俗称“飞地”。农民去飞地劳动，凭耕作证出入。所以边境农民是大摇大摆地进出香港，根本用不着逃亡。

广州方面请连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大量逃港的真实原因。连云山看了一个多月，吓了一大跳。

当时的深圳是宝安县城，全是低矮的破烂房子，整个县城仅有一座两层小楼。连云山沿着大鹏湾、深圳到蛇口一线的边境走访，由两位便衣公安陪着，把那一线的村子全走遍了。

沿着九龙和大陆边界的一百多里，非常荒凉。村村人迹罕见，几乎是整村跑光，携家带口去了香港、九龙、新界。有的村剩十来家人，也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从沙头角到大鹏湾，基本上没了人烟，门窗都黑的，一派死气沉沉。

一般不走的是老年村干部，一问他们就哭，说不是不管，是管不了。

广州公安厅的两位处长穿着便衣陪着连云山，三个人都化装成农民，光着脚拿着耕作证，白天去香港，晚上回来。像这样持有耕作证的农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扛着锄头走过边境铁丝网上开的耕作口，大摇大摆地过境，根本用不着提心吊胆地逃港。

香港九龙半岛和新界有很多土地是深圳一带的农民耕种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边界的铁丝网每隔一段就割开一个口子，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大粪，凭耕作证自由出入。

广东公安厅和宝安县委当然很清楚逃港的根本原因，但他们不敢说，就想请连云山来干这个事。

连云山对香港也进行了考察。香港当时是世界第一大免税港，少数商品税率也很低，最高的税率不到百分之十二，大部分商品没有税。日本、英国等国最先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先拿到香港卖。香港是自由兑换区，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黄金以及世界各国货币。外国商品运到香港出售，价钱反而比原产国还低——像英国的三五烟和炮台烟，比在英国还便宜一半。东南亚运来的新鲜蔬菜、美洲运来的各种水果应有尽有。

六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腾飞时期，香港的手表打火机和收音机非常便宜。当时北京要凭票买的收音机，在香港才卖二三十元。而连云山在北京华侨信托商店看到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竟然卖到六千元人民币。

深圳农民去香港飞地里干活，稻米挑回来，稻草就地卖给香港人。稻草的价钱比稻米还高出好多倍，一亩地上的稻草卖的钱都够一家人生活了。所以，人自然要往香港跑。

连云山觉得逃港和阶级斗争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可能是坏人煽动，但他也不敢说不是。当地官员觉得在自己的辖区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逃亡，乌纱帽很难保住。他们清楚这并非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想让连云山向上反映真实情况。连云山也明白，责任不在宝安县委，宝安县委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宝安县的领导害怕连云山向中央告状，全都愁眉不展。连云山最后说：“请你们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说，要说的话，我只能说宝安县大逃亡的责任不能由你们县委承担。你们县里承担不了，这是政策问题。”

连云山这话一出口，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泪。广东省公安厅的边防处长也哭了，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其实连云山也相当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因为如实反映情况，风险太大太大。

连云山找《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汇报，胡绩伟说：“你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给最高层的领导反映。”连云山又去找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组组长夏公然。因为谈话内容过于重大，不敢在屋里说，怕隔墙有耳，连云山约夏公然去饭馆谈这件事。

夏公然说：“你说的这个情况，由《人民日报》反映不太好。这事风险很大，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说你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话。但你可以写好内参，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厉害。”

连云山连夜写了四篇宝安县大逃亡的见闻，详细介绍了香港作为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和免税政策等，同时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四篇内参的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篇，介绍香港的富裕情况。

第二篇，分析大逃亡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经济吸引力、高工资、物价便宜等，与内地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大锅饭体制形成鲜明对比。连云山亲眼目睹了边境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跟内地一样家无余钱余粮，白薯条子什么的都算吃食。他看到留下来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谷仓早已见底，锅里的食物是香港那边偷偷送来的。连云山认为，必须在边境一带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制度这种大锅饭，取消布票、油票等，恢复到初级社或少数高级社的水平。

第三篇，建议划出一个特殊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一百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以此来稳住人心、收回一部分逃亡人员。在深圳这一带，像香港一样免除一切赋税，争取与香港的货物等价，即使不等价也别相差太多。一辆国产自行车在大陆卖一百多元人民币，到香港才卖二十八元，这种情况太荒谬。要允许自由贸易，不要一过香港就是“叛国”，更不要从香港带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没收、带一袋泰国大米也要没收。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宝安县再次发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从根本上解决。

第四篇，分析如果不这样做的后果、理由及根据。

他先悄悄拿给胡绩伟看，胡绩伟思考良久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又拿着稿子去找夏公然，夏公然说：“这事万万不能声张，人多嘴杂，一传就要坏。”只送中央政治局的十名正式委员，其余一概不送。

这四篇内参送上去，连云山开始等待倒霉。他对夏公然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我。”对家属说：“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但内参送上去后石沉大海，什么动静都没有。

直到半年后，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到：“《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但建议是极其荒谬的。”

直到二十年后，邓小平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连云山当年建议中的构想才变成了现实。

1986年，连云山第二次去深圳，碰见了当年的一位县委工作队长——他已经在深圳副市长任上退休了。他对连云山说：“当时我们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上面会怎么整我们，也不知道那位‘通天’的记者会怎么告我们的状。终于有一天，书记传达说老连给我们说了公道话——老连说根本原因在边境政策应当改变，根本责任不在于我们。”

---@凤翅金盔泛妖光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