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盖灾情、执行中央“制止盲目外流”的指示，河南、四川、安徽三省的地方政府均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拦截灾民措施：

1.河南：“吴芝圃体制”下的全方位政治高压与暴力堵截

在河南，逃荒不被视为经济自救，而被定性为“背叛人民公社”、“破坏大跃进”的政治事件。 外逃灾民常被扣上“反革命分子”、 “阶级敌人逃避改造”的帽子。
民兵武装全线封锁：河南充分利用了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组织，动用大批大队、生产队民兵。他们在村口、公路要道、铁路沿线（如陇海线、京广线）设立哨卡，昼夜站岗。民兵配有枪支或棍棒，对试图外逃者进行暴力殴打、搜身并没收私带的口粮或财物。

2.四川：“李井泉治下”的调粮大局与铁路重兵防守

四川省作为全国的“粮仓”，在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领导下，为了执行中央“死守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的调粮命令，连续多年外调大量粮食，导致本省农村出现极严重的饥荒。四川的拦截特点是围绕交通干线进行铁腕封锁，侧重“围堵大城市与出省通道”。

死守交通枢纽与出省咽喉：四川地形封闭，灾民外逃主要依赖宝成铁路、成渝铁路以及川黔、川陕公路。四川省政府调集了大量的正规公安干警、铁道人民警察和民兵，在成都、重庆、内江、广元等关键铁路枢纽和出省关隘布置了重兵。
列车与车站的强制清理：由于四川面积大，灾民一旦上了火车极易流向外省（如陕西、甘肃、贵州）。因此，四川的拦截重点放在火车站和列车内。执法人员在车厢内逐个检查户口和介绍信，没有合法证明的农民在途中车站被强行推下车，集体押解到专设的“收容转运站”。
严防灾民冲击城市：为了保障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供应和政治稳定，四川在城市周边建立了密集的收容网络。进入城市的盲流人员一经发现，立即被送往各地的劳改农场、收容所进行强制劳动或原籍遣返。由于四川调粮任务坚决，地方官员极度害怕灾民外逃引发连锁反应，对基层“私放”灾民的干部处罚极重。

3.安徽：“曾希圣路线”下的政治高压、全面搜捕

安徽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治下，同样推行了激进的浮夸风。其拦截特点是搜捕网由点及面（遍布村社到县城）、收容所环境恶劣。
网格化的“地毯式”搜捕：安徽不仅在主要交通线设卡，还将搜捕网扩大到县城的大街小巷、破庙、桥洞及农村的荒山野岭。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搜捕队”或“劝阻队”，在全省范围内反复清查。
收容所的“集中营式”管理：被截获的安徽灾民被送入临时设立的盲流收容所（有时直接占用学校或仓库）。这些收容所内部卫生和伙食条件极差，疾病横行，由于缺乏粮食和基本医疗，收容所内部的死亡率极高，成为了变相的死亡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