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鈎：香港本是禁書天堂，沒有自由文化枯萎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尚未開鑼，先傳來兩家書店被政府褫奪參展資格的消息。近年我與香港出版界漸行漸遠，消息閉塞，到目前為止，只聽說林行止先生有新書在籌備中，而李碧華長篇小說《凌遲》修訂版也會趕在今年書展應巿

樂文與榆林兩家書店，據說因為出售《黎智英傳》和我那本《香港我的愛與痛》而遭無妄之災。共產黨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一個九千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竟害怕兩本普普通通的書，他們真是夠「偉大」了！

九七之前，香港一直都是禁書天堂，記憶中從來沒有一本書被政府封禁。從前的港英政府有充份自信心，他們的制度不怕被人質疑，他們的政策和歷史也大白於天下。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每天都在公眾和傳媒監督之下，早已習慣聽刺耳聲音，無事不可攤開在光天化日之下，讓民眾來審視：是龍是蟲，是正是邪，任其並存競爭，該生者生，該死者死。

天地圖書從前與李怡的《七十年代》是同一家機構，後來因李怡與左派反面而分家，但天地圖書一直都秉承相近於《七十年代》、關心中國政治歷史的傳統，我加入天地圖書後，也在這樣的出版路向上做了三十多年。

那時香港的文化氣氛建基於高度的思想自由，不只是出版，整個文化巿場都沒有禁區，文學藝術、新聞出版、電影電視等等範疇，都呈現一種真正百花齊放的大好局面。香港經濟正在起飛，政治走向開放，巿民生活得到改善，對文化的要求更高，所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文化的黃金歲月。

我們一直對禁書感興趣，一有風吹草動，馬上興奮起來，到處去搜羅爭取，每次出版禁書，都在社會影響和經濟效益兩方面得到豐收。我們也相應收穫極大滿足感，深覺揭露了一些歷史真相，批判了專制獨裁的黑暗政治，有利於社會人心。長期以來，有來歷、有實質內容的好書受歡迎，一般的政壇八卦也有巿場，只是不同的書給不同的讀者看。

當年與天地出版路數相近的，還有明報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次文化堂等，對大陸政治歷史方面的題材都有興趣，彼此有競爭，但也彼此尊重，取長補短。這方面的敏感書稿，多數涉及中共執政以來的各種劣跡，血淋淋的史料，在大陸當然沒有機會出版，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禁書永遠都先在香港面世，然後再傳到大陸和海外。

天地圖書先後出版了《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雪白血紅》、《上海寶貝》、《中國抗日戰爭圖誌》、《墓碑》、《不二》、《雙照樓詩詞槀》等等，有關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人物和事件，有關大陸歷次政治運動的真相。這一類書籍當然令中共當局很惱火，但當年中共還在改革開放初期，正是要樹立開明形象的時候，因此中共也只能隱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香港本地讀者關心大陸政治歷史，因為相當多香港人其實是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政治難民。此外，更多的讀者是大陸人，他們通過香港這個禁書窗口，去窺探鐵屋一般黑暗的中共政情。越是政治敏感的書越有人追捧，這是出版行業一條鐵律。

當年香港社會文化環境相當活潑，主要得力於自由——寫作自由、發表自由、出版自由、評論自由。出一本好書，通常都引起社會轟動，傳媒追踪報道，更引起廣泛討論。《毛澤東的黃昏歲月》出版後，亞視一個清談節目，曾專門請我上去作介紹，在電視台公開推薦一本書，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過。

香港傳媒對出版界歷來也相當友好，因為讀者關心禁書，一本禁書的相關信息也會廣受讀者注意，因此即使擺明了是宣傳稿，報章雜誌都樂於刊登。每一次出禁書，我都會預先寫好一篇推薦書評，交給報刊發表，以廣作宣傳。當時經常發表書評文章的，以明報世紀版為最。

後來出版汪精衛詩詞集，我在一個公開場合見到董橋先生，向他提起余英時先生為《雙照樓詩詞槀》寫了序言，可惜太長，否則可以給蘋果日報發表。董橋先生想都不想，說只要是余先生的文章，再長都要，於是我把余先生的序轉給他，幾天後，余先生一萬多字的長序在蘋果日報一次過刊完。在我印象中，這是香港報章一次刊完的最長一篇文章。

自由的文化環境，是文化巿場得以生機勃發的基本條件，在香港出書沒有禁區，有大量關心政治歷史議題的讀者，也就有文化巿場，這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香港成為禁書之都，因為地近大陸，也因為與台灣和海外華人社會聯繫緊密，因此一本禁書出來，很快風行。

因為文化巿場活潑，出版效益好，使出版社更敢於做宣傳，天地圖書每出好書，都不惜花錢做廣告。當年公司曾經為亦舒和李碧華做電視廣告，請來資深新聞工作者江關生的製作公司負責製作，亦舒的廣告請模特兒扮年輕戀人在沙灘漫步，李碧華的廣告請來舞蹈家梅卓燕以凌空劈腿和大甩水袖的舞蹈動作，來象徵李碧華小說的奇詭和激情。

電視廣告製作費加廣告費數目不小，當年出版社就有這種魄力，這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事，這種好景後來再沒有出現過。順便一提，李碧華的《霸王別姬》和《青蛇》都涉及大陸文革年代中國人的悲慘遭遇，老毛政治迫害的罪惡，放在今日，可能出版都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