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9年了。晓波老友走了9年了。
来美国后,我很少流泪。自由之地,自由带来的是喜悦。
但记得9年前,听到晓波疾病惨状的消息,然后马上又要上视频做节目,真是禁不住要流泪呀。
我一次次问:这怎么可能?
我与晓波在89年六四之前,完全没有交往。六四发生后,他从美国回中国,他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开会,不记得他在会上有发言。但大会之外,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陈子明把我与晓波拉到小会议室议论大学纪念胡耀邦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小范围接触。
说实在,我与晓波在整个89事件前后合作做事出奇的好,这个好就是从这次小会开始,一直到我离开中国。
这个好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争吵过,从来没红过脖子,当然,麻将桌上除外。
第一,相当丝滑的团队合作。跟晓波的讨论的时间成本是非常少的。我们可以很快形成作业意向。
第二,担当与责任:从天安门的绝食我做他和他们的发言人(再次贴一张我当发言人时的图片),到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率先在中国搞的系列公开信活动,这期间几乎不需要给他分配任何工作,他经常会说:“这个我来。”
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公开信上的修改痕迹。有时,他为了写一封公开信,回连续跑北图一个星期查资料。然后从北图跑到政法大学我住的小平房继续讨论修改。
第三,我家与他家,加包遵信还有一位朋友,是一桌“麻友。” 在六四后的黑暗日子里,我们这样几乎每周抱团取暖。
这样的朋友,突然之间听到他的疾病惨状,真的无法相信。
晓波有肝病,这不是新闻,如果监狱里定期检查,服药预防,哪至于死在监狱。说实在,我至今不解他为何死在监狱!
希望晓波之死,是未来中国转型正义不可回避的案例! @baodiantimes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