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当有人自焚的时候……藏人自焚，我们该怎么办？

一位朋友说，当有人自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呼吁不要自焚，要珍惜生命。

这当然不错，但也不尽然。

按照这种思路，当有人自焚的时候，我们呼吁不要自焚；那么，当有人绝食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呼吁不要绝食？当有人罢课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呼吁不要罢课？当有人罢工罢市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呼吁不要罢工不要罢市？因为在这类行动中，人们都是在自己伤害自己。出于对他们的爱护，难道我们不应该呼吁他们停止？难道我们还要支持还要鼓励？

可是，你注意到了吗，很多非暴力行动，其方式，其手段，恰恰就是自己伤害自己。

自杀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像自焚，还是采用最惨烈最痛苦的方式；绝食是自己让自己挨饿；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花了那么多学费，却罢课，自己不去上课，自己耽误自己的学习；要说工人罢工，固然也使政府或老板受损，但首先是使自己受损；至于商人罢市，那更是明摆着自己断自己的财路；如此等等。这不都是自己伤害自己吗？

那么，为什么非暴力抗争要采取自伤性行动？或者说，为什么自伤性行动会具有非暴力抗争的意义？

说来道理也很简单：正因为人天生趋利避害，天生爱惜自己的身体与生命，所以，当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自愿舍弃眼下的利益，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乃至自己的生命，那就表明他必定有着高于眼下的利益，高于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东西遭到压制，遭到否认。在这里，自伤性行为突显出当事人的诉求，也是对压制者否认者的强烈抗议。正因为自伤性行为是如此地违反人之常情，所以它会引起一般原先漠不关心的公众的关注，从而把公众都卷入到事件之中，这就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迫使压制和否认的一方做出反应。

有人说，共产党丧尽天良，任何非暴力抗争，哪怕像自焚这样惨烈的方式，都不可能打动他们的铁石心肠。

不然。且不说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非暴力抗争首先不是为了打动当局，而是为了打动公众。包括自焚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主要不是诉诸当局，而是诉诸公众，诉诸舆论，诉诸国际社会。

八九民运就是一个例子。当大学生们放下学业，走上街头，当大学生们集体绝食，那立时就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那时，我们首先不是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而是呼吁政府做出正面回应。我们当然都很关心学生的身体，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除非我们也都积极地加入运动，发出我们的声音，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要求政府纠正错误并且和学生平等对话，否则，我们就难以说服学生停止绝食。

我并不是说，对任何一场非暴力抗争，对任何一种自伤性行动，不论其诉求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无条件支持。但我要强调一条原则：权利重于是非。不论是拆迁户的自焚还是藏人的自焚，你或许对他们的具体诉求不大了解，或者是有某些异议有某种保留，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决绝的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人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平等对话的机制，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在维护基本人权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应该无条件地站在他们一边。

在1938年，纳粹德国加紧迫害犹太人。有人问甘地，德国犹太人该怎么办。甘地回答说：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战后甘地为自己辩护说，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不如死得有意义。甘地的这种态度，甚至让他的热烈崇拜者费舍尔都感到很吃惊。但问题是在当时，德国的犹太人也缺少暴力抗争的手段。他们的处境是那样地绝望无助。在这里，要责备的是当时德国民众的冷漠，是当时国际社会的绥靖。

是的，我们绝不想再看到在中国有人以自杀的方式抗争。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唤起国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的警醒，坚定捍卫普世价值。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不会立竿见影，但我们必须尽其所能。
201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