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生日,恰巧与中共的生日同一天。前几年每到这一天,上海的政保(原称国保)警察尤其照顾我,送蛋糕或拉我外出设宴,其目的在于隔离我与群众的接触,免得有人借庆贺聚会制造事端。现在,他们也“进步”了——见多了敏感的事就不再敏感,不必再特别照顾我。
昨天中午,我与6位失地农民代表及其他来向我咨询法律问题的朋友在菜馆聚餐,吃了他们为我准备的生日蛋糕。这6位代表来自两个维权团队,合计近百人,他们坚持依法维权,主要通过诉讼而非信访,在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的法治化。其中一个莘庄工业区的失地农民团队,是我自2011年结识并持续指导至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