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新冠疫情是实验室泄漏的吗？——（一）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相信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其实，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有很多人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2020年2月28日在推特做民调，多数受访者认为，“病毒系人造，因疏忽泄漏” 。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从一开始就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其依据是：既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是云南的蝙蝠，如果是天然病毒自然传播，疫情就应该发生在中国南方，而不该发生在距离云南蝙蝠栖居地一、两千公里之外的武汉。然而大家又都知道，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存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样本。疫情既然是在武汉爆发的，所以病毒最可能就是来自实验室。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也说，当她刚得知武汉爆发疫情时，马上就担心病毒是不是出自她的实验室。石正丽在2020年4月27日，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时，她在上海开会的宾馆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萨斯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难道病毒来自我们的实验室？”石正丽说，她本以为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区域应该是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或云南，“我从没想过，这会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爆发开来”。

不过，石正丽说她很快就排除了这种怀疑。她把病人的病毒样本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她说，“这让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可是，石正丽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正如2020年5月6日《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文章《武汉实验室理论》一文所说，石正丽自己坚称武汉出现的冠状病毒与任何样本都不匹配，但这需要进行外部调查才能确认。

再说，武汉地区有好几个生物实验室。例如，武汉市疾控中心就有一个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华里。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位名叫田俊华的80后医生。根据官媒报道，田俊华从2012年开始对蝙蝠的研究，多次外出抓获蝙蝠，曾抓获过一万多只蝙蝠做样本。有次操作时未做防护，田俊华被泼到蝙蝠尿液和粪便，担心被感染病毒，自我隔离了14天。

在疫情爆发三年后的今天，怀疑实验室泄漏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专家们在寻找病毒的直接传染源，即中间宿主上，仍然一无所获。既然人类感染病毒越来越不像是经由中间宿主的动物传染的，那么就只剩下实验室泄漏这种方式了。

早先中国官媒宣称，新冠肺炎病例都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否定。因为在对海鲜市场采集的几百个样本进行检测，只有在一些环境样本上发现有病毒，在动物样本中没有一个发现有病毒。另外，官媒早就报道过，在早期确诊病例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包括第一例确诊患者，都从未去过海鲜市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明确说：起先我们相信病毒来源于海鲜市场，但现在看来，海鲜市场也是个受害者。

在2021年3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专家梁万年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这就是说，没有找到任何直接传染源，即中间宿主。

中国专家提出，病毒可能是通过被感染、被污染的冷冻链产品海外输入。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病毒倘若是通过冷冻链海外输入，那就不会只在武汉单点爆发，而应该在比武汉与海外联系更广的城市多点爆发。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早就指出，病毒外部输入一说不成立。再者，病毒若是从海外输入，为什么没有在海外先爆发呢？

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专家们只用了5个月就找到了直接传染源果子狸。而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三年多了，却还未找到直接传染源的动物，这只能使人们越来越相信，新冠病毒本来就不是动物传染的，而是实验室泄漏的。再加上中国政府拒绝外国专家深入调查，封锁信息，销毁数据，形同“此地无银三百两”，更是欲盖弥彰。

（二）只有人类才会毁尸灭迹，大自然不会

记得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中国的专家们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只用了5个月就找到了直接传染源果子狸，后来又在云南找到了萨斯病毒的自然宿主，一种名叫菊头蝠的蝙蝠。而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三年多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专家们却还未找到直接传染源的动物。

202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一篇报道“专访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溯源很重要，但可能永远找不到”。石正丽说：我们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病毒，也就是它从野生动物传到人类社会的过程是悄无声息的，这个过程我们完全没有检测到。它有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偶然事件有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石正丽这话说得不对。纯自然事件，发生过一次就有可能发生二次。只有人为事件，发生过一次，有可能不会再发生二次。因为人有意识，会吸取教训。大自然没有意识，大自然不会吸取教训，原来发生过的，以后还可能发生；而人为之事，人知道是他的什么行为导致某件事情的发生，只要他吸取教训，再不去做同样的行为，那件事就不会再发生。另外，更重要的是，自然发生之事，必然会留下痕迹，哪怕只发生了一次，也会留下痕迹，时间相隔越近，痕迹就越可能留存。但如果病毒是实验室泄漏，是人工合成，那确实就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因为人类会毁尸灭迹，大自然不会。

从石正丽之口，讲出新冠病毒起源可能永远找不到，这很令人讶异。当年萨斯事件后，石正丽带领她的团队开展萨斯病毒溯源。当时就有人问石正丽，说萨斯都没有了，你还做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杞人忧天嘛。石正丽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预防萨斯一类疾病的爆发。石正丽带领她的团队，经过13年的不懈追踪研究，终于在云南的一个矿洞里找到了萨斯病毒最原始的来源。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是何等的令人赞叹。

但是让人们大惑不解的是，石正丽当年溯源萨斯病毒的劲头而今安在？怎么新冠疫情爆发才半年多，连中间宿主都还没找到，石正丽就说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和源头可能永远找不到呢？这两年多来，石正丽似乎失踪了。从2021年至今，我们没听到她在新冠溯源上做了任何工作。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至今未息，身为国际知名的冠状病毒顶级专家，石正丽本该在这两年大展身手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空白。不只是石正丽这两年多无所作为，其他的中国专家也同样的无所作为。与此同时，有很多外国的专家想到中国来进行新冠溯源工作，都遭到中国政府的阻止。这难道不从反面告诉我们，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始于实验室泄漏乃至是人工合成的吗？

（三）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吗？

我们知道，对新冠病毒溯源有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新冠病毒是自然发生、自然传播，另一种假说是认为病毒是实验室泄漏。这后一种假说又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是认为病毒是自然发生的，另一种假定是认为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从逻辑上讲，如果证明了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新冠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2004年萨斯病毒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新冠病毒是出自自然界，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如果新冠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但是如果证明了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就只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与其他和萨斯（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独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furin cleavage sites ，缩写：FCS)。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的和萨斯相关的冠状病毒有这个东西。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好比一把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其他的冠状病毒没有这个东西，对人类的感染性和致病性都比较低。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自然界发现的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一个是2013年在云南一个矿区的蝙蝠中发现的RaTG13病毒，另一个是一年多前在老挝北部洞穴的蝙蝠中发现的Banal病毒，它们和新冠病毒的同源率高达96.9%至97.4%。但就连这两种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也没有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既然只有新冠病毒才有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CS），那么这个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CS）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自然演化来的，要么是人工加上去的。

第二、有研究人员培养了一种冠状病毒——Banal-236——并模拟了它在在猕猴和“人源化”小鼠身上传播，结果 ，在实验室中，Banal-236 在人源化小鼠中连续传代六次，也无法获得著名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以从冠状病毒中自然演化而来。这固然没有完全排除新冠病毒出自自然演化的可能性，但至少是大大地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我们又获知，早就有研究人员进行功能增进研究（gain-of-function，缩写：GOF），用人工合成的办法，使自然的冠状病毒获得对人类的更大的传染性和致病性，而且这种研究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一份2018年的研究提案被泄露，有中国的武汉病毒所和美国科学家提交了一个研究计划，在实验室中寻找并将罕见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引入类似SARS的病毒。中国武汉病毒所及其合作伙伴——包括由美国资助的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国防部申请资助，以收集和实验具有新特征的新冠病毒，这些特征将使它们在人类之间具有高度传播性。一年后，2019年，一种从未见过的带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的类似萨斯的病毒在武汉出现了。美国国家卫生院为生态健康联盟在武汉的部分工作支付了一部分费用。尽管卫生院的官员一再表示，他们资助研究的病毒与导致新冠的病毒在基因上没有相似之处。但卫生院代理主任劳伦斯·A·塔巴克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对武汉研究所的其他工作不知情。

（四）中国不让查，先查美国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说过：“我非常确信它（新冠病毒）来自于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技术——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界。”杰弗瑞·萨克斯与哥伦比亚大学分子药理学和治疗学教授尼尔·哈里森（Neil L. Harrison）合写的文章称：“如果该病毒确实来自实验室研究和实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由中国研究人员使用的美国生物技术 和专有技能创造的。”

本来，要调查新冠病毒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以及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就要调查中国，尤其是调查武汉病毒所；但是由于中国方面拒绝配合，因此无法进行。于是，美国政界学界的一些人就提出从美国这方面调查。调查那些和武汉病毒所合作的机构和专家以及资助单位，调查他们的工作日志、往来信件和相关数据。2023年一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半个月前举行了首次听证会。

很可能，从美国方面的调查能够发现和证实，新冠病毒确实是美国的某些机构和专家与武汉病毒所合作，在武汉的病毒所造出来的；由于研究与实验是在低生物安全水平下进行的，所以有人被病毒感染。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从美国方面的调查不足以得出那么确定的结论，因为研究与试验毕竟是在中国进行的，美国方面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和技能，但是对研究与试验最后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搞出了什么东西，美方人员未必都掌握，因此在美国方面的工作日志、往来信件和相关数据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调查是必要的。它应当使新冠病毒的溯源有重大进展。

（五）做试验不算大错，泄漏才是大错；泄漏的错也不算大，隐瞒和掩盖才是最大的错

有专家说，他们之所以进行功能增进研究，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大流行，是为了研发出更好的疫苗和防疫药物。这自然无可非议。但由于这种研究的风险很大，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在安全缺少保障的情况下做这种试验本身就是错的，不过还不算大错；泄漏才是大错；泄漏的错也不算太大，隐瞒和掩盖才是最大的错。因为隐瞒和掩盖是蓄意的，泄漏不是。

如果有隐瞒和掩盖，只可能是中国政府，只可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亲自隐瞒亲自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