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提到五四，多说一句。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矛头对准的焦点人物，是曹汝霖，理由是他是亲日派，这个并非空穴来风。
曹虽然后来没做过汉奸，但他对日本的亲近感，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反感日本军国主义，但亲近日本人民。
那曹为什么会亲日呢？因为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据说有一次在日本人家里吃饭，正好碰到几个日本军人到这户人家借宿、吃饭。双方有说有笑，关系非常自然。曹汝霖当时感触很深。
为什么？
因为在晚清的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官兵，往往不是什么好事。
拉壮丁、征粮、摊派、敲诈。
古人甚至有句话叫“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土匪来一次，官兵再来一次，两者是一回事。
所以曹汝霖看到的其实不是几个日本兵，而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
在那个国家里，军队似乎是人民的军队，而不是某个藩主、总督的家兵。
后来的鲁迅、蒋百里，包括很多留日学生，他们真正羡慕的也未必是日本人本身，而是这种日本已经完成、但中国还没做到的事：建立在工业化和近代教育之上的民族国家转型。
今天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是有毒的，但那是因为后见之明，也就是，我们见到了一战二战，见到了以集体主义之名犯下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
但站在1900年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视角，这几乎是他们能看到的最先进、最有希望的一条路。
因为，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去英国、美国，接触不到英美那套成熟的自由主义和宪政制度。
对于鲁迅等人而言，离他最近、看起来最成功、最先进的样板间，就是日本。
这个和你同为黄种人的国家，国家强大，社会有秩序，军民关系融洽，军人不劫掠拆屋，人民对军队有认同感。
这是什么？这是中国史书里记载的大同社会里才有的美好景象，传说中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也不过如此。
但，岳家军只是传说，日本这边的军民关系可是亲见。
他们怎么能不亲日呢？
但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了民族国家最光鲜的一面，却没看到它另一面的可能性。
同样是军民和谐。
可以走向英国、美国那种公民社会，也可以走向昭和日本、纳粹德国那种军国主义。
但这不是因为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天真，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能够看到的选项本来就不多，他们看不到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诸多史料，他们对于政治学知识的理解，可能还不如今天一个普通的大学本科生。
有时候回头看，我们会觉得他们错得离谱。
但如果你真的活在那个时代，未必会做出比他们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