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反右的指标——历史上的三个花絮
《炎黄春秋》总编的杜导正先生说:曾彦修原来是康生的秘书。反右时,他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民出版社打右派的任务是十二个,划到十一个的时候,划不下去了。你看曾彦修,在紧要关头,人家的品德就表现出来了。他把自己划成了右派。我就不如他。我只知道曾彦修 会写杂文,来过南通。前月寄赠《天堂往事录》上下册,这是一部极为厚重的书。
南通教育局长马骏,在反右时他看来看去,自己的单位里没有右派,都是好同志,如实汇报:“我们这里没有右派。”最后上级说,“你这个说法就是右派言论,你就是右派。”于是他真的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劳动改造。二十年后平反,出任老年大学校长。他是一位书法家,以小楷条幅《醉翁亭记》相赠。
临终前,他一吐胸臆,说:千刀万剐啊。
南通日报划出两个右派:一个是总编王子昌,一个是文艺组长谢望族。报社当时四五十人,按百分之三的指标,应该是可以了。上边忽然说:“你们还少一个,因为报社印刷厂的职员也是知识分子,你们应该是三个右派。”
这时,反右运动已经收兵。怎么办?总支书记杨卓如把文艺编辑张才福喊来,他说:“你和谢望族的关系好,观点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你没有鸣放什么,实质上也是右派。”张才福不免大惊。他说:“我又没说什么,也没有人揭发我什么。”老杨说:“你还是老实一点好,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你是一个小右派,我可以早点给你摘帽子。” 张才福知道抵抗就要罪加一等,王子昌就是因为不服,右派成了极右。他什么也不说,戴着帽子下农村。老杨倒也说话算数,较早给他摘了帽子。张才福受到教育,从此不多言语。
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近距离的朋友,我并没有去有意采访收集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