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这个人叫苗德顺，25岁，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他是北京地区数十万上街阻挡戒严部队的市民之一。军人沿途开枪，射杀了近3000人，大伙儿手无寸铁，只能设置路障，遍地捡砖头、棍棒、汽油瓶等等反击。晕头转向的苗德顺也拾起一只竹筐，朝一辆燃烧的坦克扔过去——不料这一镜头却被混迹于人群的密 探拍下——于是不久，他被当作暴徒抓捕，揍个半死，再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中，我附录了前六四政治犯孙立勇先生2011年的调查资料，北京地区入狱判刑的六四抗暴者约1500多名，苗德顺的刑期最长，原因是太顽固：“苗德顺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90年4月在一监服刑时查出患病毒性肝炎……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改造尖子。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97年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97年他父母去探监，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四个队长用警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求过一声饶。在监狱里，苗德顺、石学之和刘权（50多岁，以流氓罪被判15年，2006年刑满释放，至今头上还有一个坑，是戒严部队用枪托子砸的）被公认为监狱里最顽强的囚犯……”

其它零星旁证，出自武文建、董盛坤、张燕生等六四囚徒。20多年前，他们曾与苗德顺关在一块儿。由于不认罪，他被长期隔离，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自言自语，却从不跟人说话。有一次，狱警要给他上脚镣，突然发觉他已经虚弱得拖不动脚镣了，只好作罢。后来，六四狱友们陆陆续续出狱，他似乎被世界遗忘——因为从来也没人看到，或想要看到他。

27年一晃而过，最近《纽约时报》突然披露，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最后一名囚犯，现年52岁的苗德顺，将于2016年10月15日获释。犹如一个太漫长的梦，海外众多中文网站都惊醒似地转载或重新编发了这一新闻。于是六四话题再度升温，直到15日大早，一些记者和民众赶到延庆监狱，在高墙外守候了几个钟头，毫无踪影。大伙儿纷纷追问，而监狱方始终缄默。

苗德顺哪儿去了？他一位曾经的狱友证实，他是在北京市二监被整疯的，后来转延庆监狱，与六四囚犯群体脱节，就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即使出狱，即使他父母还在，也太老了，死心了，不可能去接人。如果监狱专车送回，可中国已腾飞多次，首都也扩展了数倍，五棵松一带的老居民楼早强拆了，他离开了27年，没地方可送。

他的另一位狱友猜测，户口制度还没废除，通过当地派出所协查，定能找到他的亲属。可亲人团聚了又能怎样？一个精神病，没经济来源，甚至没自理能力，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活不下去呀。在监狱他是一条顶刮刮的六四铁汉，可在外面没用啊。真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悲哀……

“到底出狱没有？”我通过越洋电话追问《子弹鸦片》中的关键人物武文建，后者答：“谁也不知道。他的亲属在不在世，也没人知道。我给监狱打过电话，对方说‘这儿是法制热线，我们暂不清楚这个情况，也无权回答您的问题，请先生您依据法律条款，直接向司法部提出咨询申请吧……’见鬼。”

苗德顺就这样眨眼蒸发，从1989到2016，他虽然在高墙内被世界遗忘，但根据记录，他的确还活着；可如今，他在墙内还在墙外？一旦失去可靠的记录，他活着也相当于死了——而作为时代录音机的我，却在扑朔迷离的新闻风波逐渐平息时，意外获得了霍恩舍恩豪森奖——这两则消息互相重迭，如同两只鸟在监狱上空追逐。我恍然记起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关了许多年后，一个隐居一个上吊。我不禁感叹，与中国的现实相比，西方人的想象力还是匮乏。

27年牢狱生涯，苗德顺只有过一次接触外界的机会，就是他父母的探视，可他断然回绝。为什么如此绝望？他曾被无数次踩在脚下、电击、殴打、五花大绑示众，他疯了，可还死扛着不认罪，可为什么连父母也不愿见？十多年前，我秘密寻访《子弹鸦片》的主角们，这些被暴政当局定性为“暴乱分子”的善良的人，在刚入狱时，全都认为共产党会在两三年、最多四五年间垮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朝阳般冉冉升起——看看德国，看看苏联和东欧，不都这样么？咱们也算他们的先驱——那时候，离国门敞开的1980年代不远，坚持反共冷战的美国总统里根，主张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还有叶利钦和科尔，也像胡耀邦、赵紫阳、方励之、刘宾雁一样，被众多年轻人仰视追捧。西方民主思想，经过共产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一波三折的拉锯战，逐渐深入人心，最终导致1989年火山喷发式的游行示威。

---廖亦武：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地下记忆文化
——霍恩舍恩豪森奖答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