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周恩来那时，距离他后来声名远播、闻名遐迩还有很久。我们相识之初，他坚持只用说得并不连贯的英语与我交流。后来，他更放松了些，来赴约时不会穿得一本正经，偶尔还会迟到，着急了，就连胡子也不刮，穿着宽松的衣服就来了。他肤色很黑，脸像高加索人，我记得，在他放松时与他聊天，他就像有1000种表情一样，非常生动，仿佛要用脸把对话表现出来一样。随着我中文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和我用中文对话，龚澎偶尔会加入进来，帮我翻译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更加微妙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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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然难以抑制地喜爱着周恩来，即便我知道，他和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会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或为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更伟大的荣光，在无法说服我信仰他们的信仰时，牺牲我。1943 年，他返回了共产党位于延安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的私人关系也随之结束了。

当然，在1944年和1945年，我还是见过他很多面，只是都在严肃场合，那些场合的交流，除了见诸报端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宁愿记住多年后，我俩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后的两次见面。

那次访问，我第一眼瞥见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为了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尊重，他们精心装饰了会堂，准备了珍馐美味，管弦乐队重复演奏着“Home on the Range”等美国人喜爱的歌曲。周恩来和理查德·尼克松坐在主桌上，周围围了一圈较小的桌子，坐着其他高官要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排桌子，嘉宾会根据重要性落座，越重要的人，座位离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主桌就越近，距离他们很远的后排，坐着尼克松邀请来的美国记者，据说整个人民大会堂可容纳万人之多。在尼克松总统起身，围着最靠近他的那圈桌子走动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偷偷穿过围在主桌周围的中美安全人员，到周恩来身边去。他就坐在尼克松夫人旁边，尼克松总统的位置暂时空出来了。

我蜿蜒曲折地穿行于餐桌之间，突然被我们美国特工处的特工以及中国安保人员给拦了下来。当时的我态度坚决，无法甘心接受这样的拒绝。不过，在我被拦下时，周恩来和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同时发现了我的窘况。我不认为周恩来与派翠西亚间能有什么共同话题，而他们当时可能确实聊得并不投机，很无聊吧，看到我就同时挥手示意自己的特工，放我过去，在我靠近时，他们都试图向对方解释，为什么要招我过去。当时，周恩来的英语都生疏了，只能指着我说：“老朋友，老朋友。”尼克松夫人则以为我是过去找她说话的，于是也说着和周恩来一样的话。 我很惊讶，都25年没见了，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下一刻，我就立刻充当起了他们之间的口译，努力把他们彼此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我当时蛮尴尬地逗留了两三分钟，在总统的空座旁团团转，总统回来， 我就赶紧离开了。至于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间聊了些什么，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而是在七天后，他与尼克松道乘飞机到达杭州后。杭州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就像美国的旧金山，或法国的卡尔卡松。那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下午，一切都是为应对电视媒体和摄像头准备的，为象征意义和操纵准备的，各人的位置都用绳子事前隔了起来，监视设备也准备就绪，每位记者都有两平方英尺的观察空间。湖上有好几座拱桥，我的位置就在其中一座桥的一端，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同行在一起。 尼克松和周恩来从桥上漫步而来，假装一点不紧张，一点不激动，非常冷静，就像是偶遇的老友在乡间散步一样。尼克松第一个注意到了我，向周恩来指了指我，不过他说了什么我听不到。不过，周恩来的回答我听到了，他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道：“不过那是特迪·怀特，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再没回来过。”这次的访华之行，一路都是刻意安排过的，对此我已经很生气了，加上过去20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联系到周恩来，问他自己是否可以拿到签证，重访中国，但一直未能成功，于是，我对他大喊道：“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回不来。”周恩来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只是他已经无法流利地使用英语了，于是很诙谐地用中文大声回了我句。从离开中国开始，我的中文驾驭力也退步了，不得不依靠官方的口译员，他告诉我，周恩来答的是：“也许我们都有错。”

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我愿意相信口译翻译的是真的，这话就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个周恩来的风格，他很高兴看到西方人努力了解中国，也很欣赏他们的这种努力。过去，他是很愿意私下里承认错误的。而他公开秉持的原则也是有道理的——我们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因此不得干涉中国事务。他可能认同了吉卜林（Kipling）对该思想的改述：“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不过，我更喜欢他的说法：“也许我们都有错。”

1972年后，我再没能见到周恩来。

——【美】白修德，回忆录《追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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