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笔者经过多年努力，确认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死亡的军警总共15人，都被授予了“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这15名死亡的军警是：
1)刘国庚，陆军第63集团军直属通信团第2营第4连第1排少尉排长；
2)王其富，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营部无线电通信班班長；
3)李强 ，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1班士兵；
4)杜怀庆，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3班士兵；
5)李栋国，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副班长；
6)王小兵，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士兵；
7)徐如军，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3连有线通信班班长；
8)崔国政，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步兵第347团炮兵营榴彈炮2连士兵；
9)马国选，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炮兵团第2营第6连代理排长；
10)王锦伟，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62师步兵第486团后勤处中尉战勤参谋；
11)李国瑞，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2支队第1大队通信班士兵；
12)刘艳坡，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1支队第1大队第1中队士兵；
13)于荣禄，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少校军衔；
14)臧立杰，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5师步兵第345团第3营第7连士兵；
15)王景生，陆军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10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

上述15名军警的死亡情况各不相同，并非全部死于所谓的“暴徒”之手。

情况之一：1989年年7月4日，王景生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尸体解剖资料上明确写着：“因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严重营养不良，引发急性非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并发性心内膜炎、心包炎。心包积液达100毫升。”

情况之二：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乘坐同一辆军用卡车，紧急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路口拐弯时造成翻车，油箱爆炸起火，由于满载防暴器材，导致王其富等六人被困在车厢中无法脱身而被烧死。

情况之三：1989年6月4日凌晨，于荣禄随军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途中部队受阻，作为宣传干事的他立功心切，急于要拍摄解放军戒严部队清场行动的照片，不顾劝阻，独自身穿便装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中弹受伤，被民众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荣禄属于陈希同专题报告中所说的“误伤”，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枪下。

从军警死亡15人的情况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当时的北京并不存在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在军队开枪杀人之后，民众虽然非常愤怒，但绝大多数只是以呼喊抗议口号、痛骂来表达，少部分以石头、砖块、木棍发泄愤怒，也是有限度的，否则，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死亡的军警绝对不止15人。众多的军警因为受阻或失散，陷入围堵的人海之中，但并没有因此丧生。

第二，这15名军警都死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钟以后，也就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时间顺序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在先，民众抗暴在后；就因果关系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是因，民众抗暴是果。

这15名军警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如下：

陆军第63集团军排长刘国庚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东约150米处。

陆军第38集团军6名士兵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10分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往西延长线上的翠微路路口。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崔国政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40分左右，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崇文门过街天桥（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附近。

陆军第54集团军代理排长马国选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左右在北京市宣武区的菜市口附近身负重伤，被送往武装警察部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54集团军中尉参谋王锦伟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30分，地点在北京市宣武区的南新华街。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李国瑞于1989年6月4日淩晨5点钟许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阜成门立交桥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刘艳坡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许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39集团军少校干事于荣禄死于1989年6月4日2点钟左右，死亡地点不详。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臧立杰于1989年6月7日与同伴乘坐军车路过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时，被从外交公寓里射出的子弹击中面部，当场身亡。

陆军第24集团军排长王景生于1989年年7月4日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

---摘自吴仁华@wurenhua：《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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