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者调查与绝食——封从德採访八九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副主席常劲

本专访为原北高联主席封从德二００六年五月二日对常劲的六四见证口述史记录

常劲现为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喜马拉雅资本是1989年知名学生领袖“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李录于1997年创办的国际投资管理机构，总部位于西雅图

https://t.co/GBW0Txw0EG

一、北大“筹委会”对于“六四”死者的调查

【封】：当时北大联络了四十多个医院，派了二百多个人，到各个学校医院去调查死亡人数。当时你说，你知道的确切的北大的死亡人数，校方私下跟你讲的是十四个人。那当时，比如说复兴门医院――一个医里面就有二百四十多具屍体，总共调查了四十多个医院。这个情况，你可再详细的回忆一下吗？

【常】：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当时发生六四事件以后呢，同学们都非常的愤慨。我们北大筹委会在开会的时候呢，有同学就提出来，就是我们要把历史事件给记录下来，尤其是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人们当时对死亡人数的猜测、推测，有各种各样的数据，都不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蒐集到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在六月五号、六号的――记不太清楚是五号还是六号――那我们就派出了同学，主要是跟红十字会有关的，因为当时校园里头有很多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吧，那他们跟各大医院都有一些联络的关系――因为当时北大是学运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很多的医院里头一些报告和电话也是打到北大来的，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部份的纠察队的同学，和一部份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到各个大学里头去调查这个数据。因为本身活动的组织呢，我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呢。那据我所知呢，人是都全部派出去了。那么我同系的几个同学，他们也参加了这个去调查的团队了。

我当时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呢，是我们地球物理系专业的一个同学，他回来以后呢，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整个人就breakdown[崩溃]了。这是一个男同学，见我以后哭得像小孩一样的，就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惨的景象。

他们去的是复兴门医院，那么光这个复兴门医院呢，死了二百多六四死难者。他们说呢，太平间已经没有办法装这么多人了，所以很多的屍体，都是扔在走道上的。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当时我看了一下大致的统计，有些呢，是大概在…复兴门医院是最多的，有两百多具屍体；有些医院有五十多具屍体，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千多具屍体。这是我的一个很粗糙的记忆吧，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说精神非常震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但是我这个同学呢，回来报告的这个情况，我可能是终身难忘的，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的一个记忆了。

【封】：我问过王有才，他的记忆，和你之前的一个记忆是比较吻合，就是当时在各个医院的一个统计的，不光是屍体，是总共死亡的人数是两千多，他的记忆，或者是将近三千，当时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常】：三千的这个说法是有的。三千，我的记忆上来说是这样子来的：那是在六月五号当天的时候，在我们派出这个调查队之前，我们曾经也接到过红十字会的电话，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是红十字会打过来的，我自己亲自接听这几个电话，他们当时报告的人数是一千多人。那后来呢，大约在六月六号的时候，又有人打电话过来，说是也是红十字会的人，他们这次给的数据呢，就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数据，当时他们说的是：死亡的人数是有三千多人，受伤的人数是好像有几万人，具体是几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封】：我们从广场撤回到北大的路途当中，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半路上，差不多是在早晨九点、十点左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广播，大概是中国广播网，他们当时就引用了红十字会的数据，我一直记忆着，后来我查了资料应该是，他们当时就是说，红十字会的数字是两千六或者是两千七。我现在想问，你们联络的这个红十字会，是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是中国红十字会？

【常】：我想应该是北京市的红十字会，因为我们这些红十字会的人是在学校的联络员呢，他们应该是属於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就是当时各个大学吧，各大学里头好像都跟这个红十字会有一些联系，有一些同学做为这个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在学校里头担当一些教育啊、一些这样公益的角色。

二、北大“筹委会”对于绝食的态度

【常】：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些策略，看怎么样子来做，那么他就提出来绝食的想法。那么我们经过讨论呢，认为在这个阶段的话呢，虽然说是运动比较低潮，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到我们非常迫不得已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呢，大家讨论以后认为呢，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状态下面，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这个杀手锏使出来。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确确实实是我们最后一招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了――如果要绝食的话呢，也必须要统一的由高联提出来，而不是由我们单个人提出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五月十号的这个傍晚的时候，就是自行车游行结束以后，当王丹过来找北大筹委会的时候，当时我的感觉是北大筹委会全部都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没有人在他那签字。

但是后来呢，谢健就提出来一个折衷方案，就是说呢，你可以去北大广播站，去利用北大的广播站去宣扬这件事情，去让人们来签名，如果你签名可以超过六十个人以上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成事了；你签名没有那么多人的话呢，你就成不了这个事了。所以我们就同意让王丹去使用北大的这个广播站去签名。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个情况。那私下里头呢，我记得当时因为杨涛不在，所以谢健、我、还有蔡健，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谢健就告诉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决定的话呢，他不相信他能够签到很多的同学参加这个事情。

【封】：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北大的决议在五月八号、九号的时候反对绝食，主要是觉得，绝食的这种行动应该是有组织性的行为，是高联提出来才是最好，而且是最后一张牌，不应该打得太早，那现在有些同学用个人的名义，来提出我们自己去绝食――那这个时候，北大筹委会有没有想过用组织化的方式，去阻止他们？

【常】：我们当时也考虑过这个就是…我想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得很快的，所以很多事情上不是一种formal[正式]的这种讨论了，我们casually[随便]的这种讨论呢，认为这么阻止是不太合适，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一个compromise[妥协]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放行让…借给王丹广播站去签名，但是我们并没有採取组织上的行为说是一定要阻止这个绝食，这个倒没有採取，而且当时处在那种思想的环境里头，对吧？

【封】：对。

【常】：那么，北大筹委会是比较倾向於说是通过民意来决定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只是採取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採取一个组织性的行为去阻止他。

【封】：其实，我想当时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一直在推动官方要跟学生对话，而觉得绝食可能也是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常】：对对对…是。对，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北大筹委会的也有一些同学是非常反对绝食的。

【封】：非常反对绝食？

【常】：对，就是非常反对绝食的这件事情。

【封】：比如说哪些？

【常】：比如说蔡健。他虽然说是做了compromise[妥协]，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非常反对绝食的，就是还有一些其他同学，具体的人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讨论的时候，是有很强烈反对的这种声音的。

【封】：嗯，就是在筹委会内部的讨论里面，是反对绝食非常强烈的，是吧？

【常】：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呢？你刚才提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呢，绝食应该是一个比较systematic[组织化]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来support[支撑]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对话，对吧？做为我们的一个bargaining power[筹码]。但是呢，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呢（指绝食），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发现绝食已经成军了、已经成气候了，我们马上要转过行为来介入，当时王有才啊、蔡健啊、还有赵体国进入到绝食里头去，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介入到里头去，使我们筹委会对这个行动呢有一定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呢，再比较努力去支持这个北大的绝食团起的领导作用，也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头的。

【封】：就是，实际上，我的理解是有两边的一个平衡。更早一些，实际上，当时除了要给政府施压，要希望政府真正对话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背景：校园民主化（常：对）――不希望绝食的可能有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把最后这张牌打出去，我们应该争取组织的合法化，校园民主化。因为，五月三号，实际上我是跟校方有个正式的会谈，是作为北大筹委会的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和高联的主席身份去跟北大校长丁石孙他们会晤――这我是跟北大筹委会有正式的彙报，当时是带了一个秘书去的――那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校方给北大做校园民主试点的承诺。所以，在北大筹委会内部考虑不要绝食，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想法的背景在后面？还是说，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心思都被这个要不要对话的事情给吸引过去了？

【常】：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你记得吗？就是北大筹委会做了第一个民意调查（注：调查结果是支持罢课――详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在成立北大筹委会的改组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同时还成立了有几个机构，一个呢就是『北大宪章起草委员会』，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叫姬军的在负责；那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分筹委的基层选举委员会，是组织下面基层的选举，基层的普选，我记得好像彭嵘啊，有几个同学都是负责的，大概他们这个部门，当时的人员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