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
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 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1976年“清场”没有打死一个人
1989年“清场”死伤成千上万

“清场”后的“清查运动”对比
我在《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用一节《大搜捕、大追查》对1976年“清场”后的“清查运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也记述了4月5日后被捕人的名单。我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说一点，与1989年“六四”后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到1989年6月30日，仅北京抓的所谓“暴乱分子”就有1103人。全国取缔所谓“非法组织”515个，拘捕4386人。

两次“天安门清场”后果对比

1976年的“清场”是抓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没有屠杀，当天也未死人。1976年镇压“天安门运动”，由于不得人心，为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准备了条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以外，影响有限。

如果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大事的话，那么，可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场”是长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影响到东欧的变化。美国、法国、西德、瑞典、丹麦、欧洲共同体、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

“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邓小平的“南巡”，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在世界大潮前，中国主动放弃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

图1：1976年四五运动 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图2：1989年6月6日，解放军的坦克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要道长安街上驻守。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anks guard a strategic Chang'an Avenue leading to Tiananmen Square June 6 1989.Manuel Ceneta—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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