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日记的一些补充说明(2)
李锐日记中多次出现谢文清其人,而且“谢文清为唯一副部长上街游行者,2日并在门口痛哭演说”。
谢文清(1922-2001),河南武陟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文革初期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社长、首席记者;回国后先后担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中共广电部副部长(1987年8月离休)等职。著有《美国一月游》《时事评论选》《占地通讯集》。
第二届春晚,陈佩斯搭档朱时茂,上演了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吃面条》。当时争议多,“最后时任广电部第一副部长谢文清力排众议,一语敲定。”
他自述参加游行一节:“1989年5月22日下午,我参加了游行……就坐在年轻人……的自行车的行李架上,随着百来人的队伍由中央电视台出发向复兴门外广播大厦前进。到了广播大厦,部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台等上千人的大队就汇合在一起向天安门进发了。
我的左右两个青年播音员杜宪和张宏民搀扶着缓慢前进……到了西单,我的腿疼痛难忍,就退出游行,叫了一辆TAXE,司机却坚决拒收车费。我揪住他的口袋塞进十元钱,但他硬是拒收,并且说:‘您老大爷腿疼还参加游行,我怎好意思收钱?’”
他写于1989年身后发表的《死心篇》中,追忆一生,对中共经历了“从热心开始变成了疑心和寒心,最终死心”的过程。
“六四”大屠杀后,“我感到羞愧万分,抽泣悲哀!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写诗表达满腔怒火和悲愤。
悲歌
一九四九鲜花献, 一九八九鲜血溅。
岂信燕京四十载, 能育刁民八百万。
昔闻西方审纵火, 今见东方诛暴乱。
天若有情天亦睹, 人间亘古蒙奇冤。
此文还特别提到:“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有大约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被烧毁……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是从来不曾看到摆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
……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解放军’战士便衣进城自行烧毁却污蔑、栽赃陷害,说是‘暴乱’者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
他作出结论:“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他挥笔直斥邓小平、李鹏为屠杀元凶,“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他2001年患胃癌郁郁而终,死前对女儿谢庆庆说:“旦到‘六四’平反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并留下遗嘱: “死后不入八宝山,不与他们王八蛋为伍。”
刘晓东作为熟悉他的晚辈,追忆其人,其中两件事,使谢的形象丰满起来。
一是平等待人。“要写谢叔叔,就得先写谢家的老阿姨……阿姨大名严人正,1955年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在谢叔叔家带孩子,1995年去世,在谢家整整四十年,谢家三个孩子都视她为母亲。我从小就知道,阿姨带大了谢家的三个孩子,为谢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年轻时,谢叔叔给她介绍了一位外交官要她嫁人。阿姨舍不得他家三个孩子,死活不嫁人。阿姨作为家庭成员还跟着谢文清全家常驻波兰四年。
谢家中,只有脾气耿直的谢叔叔有时敢跟阿姨顶嘴吵架,但最终都是谢叔叔败下阵来,因为三个孩子都站在阿姨一边……老阿姨能在谢家做一辈子,谢家能为她养老送终,表明了谢家待人平等宽厚朴实的品质。”
二是爱孩子。 “看到刚下班到家的谢叔叔正气愤地跟郭阿姨讲说他在宿舍大院门口与人吵架的经过。原来,每天都有成群的小女孩们在院大门内的一条直通大院的大马路上跳皮筋。谢叔叔每天骑车到跳皮筋的孩子们跟前都会跳下车推着车绕着走过去,其他的新华社的干部也都这样做。
但那天一个年轻的阿姨终于不耐烦地骑着车直冲着闯过横拉在马路上的皮筋,把皮筋缠带在自行车上拉了一丈多远,这群女孩子追着拉住那位阿姨的车就跟她吵了起来。那位阿姨正色告诉孩子们说,以后不许在马路上跳皮筋。
正巧谢叔叔骑车到来,他哪能容得下有人这样对待孩子,义正言辞地说:‘这条大马路就是修来为孩子们跳皮筋的!新华社的大人到这都要下车,为什么就你不下车?’这群小女孩子见有大人相助,更叽叽喳喳地不依不饶了。
那位阿姨吵不过这么多人,骑着车跑了。谢叔叔回到家还气愤地喋喋不休,最后又气愤不过地加上一句:‘小娘们儿还长得挺漂亮!’……”
写这篇文章的刘晓东,其父刘珙更是奇人,曾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外宣”,《中国建设》总编辑。
1983年他访美滞留不归,是叛逃到西方的最高级别文化官员。邓小平亲自定性,说“刘珙是罗孚式的人物”(罗孚为中共老地下党员,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后被中共定为“英美帝国主义间谍”,囚禁北京十年)。
刘珙出走时,把当年和妻子的情书装箱背到美国。到美后,以教中文及在邮局分发信件为生,弃中共高官如敝屣。
其妹安若是“一二九”一代,新华社大连分社社长、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
安若有子汪丁丁,最早把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中国,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礼尚往来”、博弈论,道德的起源,最初都是他提出来,在国内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研究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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