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夫名叫邓家贵,是云南玉溪人,出身普通,哥哥混到了副厅级,在当地有点人脉,自己早年靠烟草生意积累了一点身家,但谈不上有钱,还带着一段婚史和一个儿子。
90年代初,邓家贵通过老战友认识了当时已经离婚的齐桥桥,不得不说,在追人这件事上,大姐夫是真的有一套,1991年就送了一套价值300万的香港公寓给齐桥桥
要知道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即使邓家贵是烟草商,自己也没多少钱,相当于全部身家all in梭哈去追齐桥桥了
除了送礼大方,他还特别能放低姿态,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很多大男人做不出来的事,把大姐姐齐桥桥伺候得相当舒服
于是在邓家贵持续穷追猛打了好几年之后,夫妇二人于1996年正式结婚。
这段婚姻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地缘红利,邓家贵和云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云南后来成为习家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内蒙古书记李纪恒、西藏书记王君正、宁夏书记李邑飞、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这些人都出身云南,云南的干部也都想法设法去接近这位大姐夫。
结婚第二年,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就成立了两家公司,一家是"远为实业",一家是"深圳万年投资"。
后者是和海南万年投资合作的载体,海南万年原来是海南法制报社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因为齐桥桥的同父异母大哥习正宁曾担任海南司法厅长和政法委书记,人家是顺着这条线投靠过来的。
其合作模式很简单,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负责开拓关系,海南万年负责日常运营。
平心而论,这段时期的习家家族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势
一方面,受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影响,习仲勋老爷子在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后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1993年卸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正式退休,影响力已经很有限,只在深圳等地还有些余威
另一方面,当时习近平主席还在福建和浙江打拼,远没到确立储君地位的时候,习家虽然仍是顶级红色权贵,但在政治上已是个衰落的家族,甚至在习近平掌权的福建和浙江,都严格限制他们去当地经商
所以在那几年,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二人只能靠其他元老家族的老关系和习近平的一些下属偷偷帮忙,这一阶段夫妇二人经手的项目如下
1999年,王小洪担任福州公安局长期间,万年投资开发了福州台江区亚峰小区
2000年王小洪调任漳州,万年投资又开发了漳州云霄振洋商务广场(王小洪能成为习家最信任的家臣,当上公安部部长,跟这段渊源分不开。)
2001年前后,兴业银行要在深圳找办公楼,当时兴业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陈云正担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相当于习近平省长的大秘),经常去深圳看望习仲勋,就把这个机会介绍给了齐桥桥。
有优质租户就能从银行贷款盖楼,等于空手套白狼,于是齐桥桥找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要了块地,建了福田兴业银行大厦。
2002年,夫妇二人又开发了深圳南山区如意家园,4栋18层塔楼,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
另外还有一些打着环保旗号的生意项目,比如路面养护、盐田汽车尾气检测站等等。
当时夫妇二人还有一项主要收入是帮人办事,对外报价据说是200万出一次面,不保证结果,家里的司机厨子也靠这个赚外快,接单给30万提成,差价自己拿。
这一时期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大多是职业掮客、投机分子、工程小老板、需要捞人的家属等等
2002年5月,习仲勋去世,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从习仲勋退休后的常住地深圳搬回了北京,开始亲自操盘,在西城区车公庄开发观缘小区(也叫锦官苑),800来户,主打金融街高管客户群。
但因为缺少专业团队和资金,项目推进极慢,后来靠宏润建设才完成,这段经历让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认清了一件事,自己不是操盘的料,还是撮合资源、空手套白狼更适合。
2004年,齐桥桥去清华读了EMBA,开始构建新的朋友圈。
2005年,李鸿忠接任深圳市委书记(此人对习近平的效忠,一般认为是从天津时期开始,其实他很早就跟习家有往来了)
同年,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的远为实业便与深圳地铁合资成立了深圳市地铁远为商业发展公司,算是在习家最低谷时候,深圳地铁提前下注、抄了个底。
2007年,习近平主席被确立为接班人,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立刻从门可罗雀变成门庭若市。
因为在整个习家家族的家属中,邓家贵是最好接触的那个,也是最没底线的那个,习近平主席的其他兄弟姐妹多少还会顾虑小舅子的名声,这位大姐夫却对此完全不在乎。
夫妻俩的排场也随之升级,从接受南航免费包机,到全程私人飞机出行,身边围着的也从小掮客换成了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和各种央企老总。
这时候随着创业板的酝酿推出,整个红色权贵圈都热衷于Pre·IPO投资,邓家贵也入局了,成立了"远为投资",后来还和建设银行合资成立了"建银远为"
建行当时负责对接的是股权投资部的李云泽,后来被推荐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金融口第一个70后正部级干部),建行当时的董事长是郭树清。
不过,股权投资这个板块其实做得很一般,除了合康变频和万达商业等少数项目,没有什么经典案例,也没管理多大规模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