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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来自1989年12月出版的《杨振宁演讲集》。
这张照片让杨在北京知识界老科学家、学者心目中大大失分。
许良英先生说：
“六四”后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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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来自1989年12月出版的《杨振宁演讲集》。
这张照片让杨在北京知识界老科学家、学者心目中大大失分。
许良英先生说：
“六四”后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
对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当时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
又如，前几年杨振宁竭力鼓吹中国应走新加坡道路，经济发展不需要民主！针对这种巴结权贵、蛊惑人心的反民主论调，我于一九九二年写了一篇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
杨振宁多次自称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而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职位头衔又是“爱因斯坦教授”，我衷心奉劝杨振宁教授，在为人品德方面也学学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写过一封谈人权的信，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里所说的恶劣情况，主要是指践踏人权的政治迫害。在爱因斯坦心目中，对这类事件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就已是犯同谋罪；至于那种以自欺欺人的所谓“爱国”的花言巧语主动助纣为虐的恶行，必遭爱因斯坦忿怒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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