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肖像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笔者更加关心的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表现，因为它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更为关系重大。在这一方面，《延安日记》的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实和史料。

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党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就没有积极投入过抗日战争。全面抗战伊始 ，毛泽东就下达秘密文件，为共产党制定了指导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从而确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制造磨擦、扩充军力、扩大地盘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抗日战争打得不起劲，松松垮垮。（‘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他证实了正规战和常规战是对付蒋介石的。他证实了1941-1945年毛泽东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让中共军队按兵不动。”（477页）对此，毛泽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判国民党，和它展开坚决的斗争。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512页）毛泽东在这里不打自招地告诉我们，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前六年忙于分裂祖国没有打日本，在后八年打着抗日统一战线旗号时期也没有打日本。

2、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特区大种鸦片，不惜毒害中国人民，捞取扩充军备的经费，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准备内战打天下。作者写道：“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103页）“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103页）“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页）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的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166页）

请注意，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鸦片在百年之后又死灰复燃、行销全国了。但是，这次贩运鸦片的不是英国商人的火轮，而是中共特区的毛驴和马车。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至少行销一百二十万两！中国共产党毒害中国人民，比老牌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3、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

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

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4、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5、毛泽东一贯愚弄人民、欺骗舆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应读为按毛泽东理解的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笔者按）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第二种版本，只限在党员中传阅。它与大会上的讲话基本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政府首脑。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508页）

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第一种版本只给与会代表听听而已。代表们的笔记本都盖上了机密的印章，页码都编了号，会后必须全部交回，不许缺页，连作者作为唯一的苏联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笔记本封面上盖上了一个‘机密’的印戳，并用漂亮的字体写道：‘孙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笔者按）同志，这本笔记本是机密文件。编好了页码，一页都不准撕掉，每次会后都要交上来，并不许携出会场。大会闭幕后要把笔记本交出。’”（450页）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发笔记本？又何必要代表们作纪录？原来是为了帮助他们在会议上对领袖的教导进行讨论消化，好让他们完全理解领袖的旨意。在此之后，当然不可以让他们带走。不然，万一流传于世，让局外人从中看到共产党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还得了！第二种版本是给党徒传阅的。党的工作的缺点当然不可多提，反蒋言论也必须收敛，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张“虎皮”还是要当作大旗打出来的。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不好肆意攻击。第三种版本是欺骗老百姓的，党必须保持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所有问题当然都要敷衍搪塞过去。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高举民主大旗对国民党大肆攻奸的时候，在它装模作样地在特区搞所谓的民主选举、所谓的三三制政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愚弄群众、搞独裁、搞专制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党。

6、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

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