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士人绣像21：杜钢建（2）

……我在中关村医院看到刚出生的孩子，人生观陡然发生剧变：这个世界大约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至少可以垒起一个城堡吧，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堡垒，抵挡这世界的凄风苦雨。

古人云：得子得福。此言诚不我欺。此后，我专注教育领域，连续做了几个项目，成功超乎预期，有些飘飘然。

前面《冯仑2》中，提到我all in 的一个教育项目，校长就是杜钢建。

我去和杜师谈这个项目，他喊来季明明。季曾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其时正在北京教科院院长任上，但还住在原单位的房子里。

我们一起到门口的饭馆便餐。坐定之后，季明明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请杜钢建做校长？”

我有些迟疑，不知如何回答。

季接着说：我只知道杜钢建的外语厉害，英、俄、德、日、韩都精通，在哈佛、立命馆都待过不短时间。但这也解释不通啊，这么多人请他！

我不知还有哪些人请杜师，但眼见所及，论为人热忱、包容、奖掖后进，杜师无人可比。不谈别的，就说他容留的那些难兄难弟，无一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当中一些人和我聊上几句，就得彼此开火，不欢而散。

我如是回答：“我们这些小兄弟眼里，他是当代蔡元培。”

季先生似感诧异，嘴里还是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季的气场不小，大谈他想在教科院想做的一些项目，如家庭教育等等。我对季先生完全不了解，也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似乎相谈甚欢。最后，我对季先生说，我请您做这个项目的名誉校长。

他点点头，说好。

送杜师回家的路上，我心想一顿饭就搞定两个校长，不免有些自鸣得意，杜师却语重心长：“和季先生打交道，要收着些，不要显得你比他知道的还多。”我唯唯称是。

不久，收到季先生的电话：我看到《人民日报》的广告，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

又说：我当名誉校长的事，可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

杜师在此项目中，基本只是挂名。他参加过开学典礼，后又带一群日本教授过来参观。

此项目碰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冯仑2》已经讲过，不赘。

后与杜师讨论如何料理，他很有决断，说：“善败者不亡，守住第一期，不再往前推进。前期推进太快，运气也不太好，该做减法了。”

彼时，杜师参与了中共十六大报告政府改革部分内容的起草，参与设计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为全国人大的“特聘研究员”。《中国高层智囊》（2002）一书中称：“在他一直关注的中国人权论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量级的论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外法学界纷纷对此发表议论,连中央层的领导也重视起来。”

胡温新政初年，杜师雄心勃勃，试图构建其人权思想体系，其体系一句话概要，是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四者融为一体的新仁学。其中宽容主义、抵抗主义乃是杜师受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启发，结合儒学而成的主张。

杜师从人权入手进而成为新儒家，其新仁学从“良心”开始，“良心自由既是个人内圣之路，又是个人达于社会和国家的必由之径。抓住良心自由不放，由内向外，由个人向团体，由下层向上层一路讲下去，自然会讲出一片新天地。” 他如此言志：“古词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我看来，人权就是金风，玉露就是宪政。我的梦想就是中国能够早一天平稳地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他不时接受媒体采访，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言，而且放言无忌。如在榆林石油案及朱久虎被拘案中，他拍案而起，怒斥“官夺民财，可耻！” 还与何伟、茅于轼、保育钧、晓亮、顾海兵等人三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我问杜师：您这么高调，行政学院能容得下您？

他放声大笑，说：他们去中南海、人大会堂听报告，发现我居然是报告人，所以对我还好，没给任何压力。

不久，他还是离开了，去汕头大学作法学院首席教授。临走时，他交待我给杨支柱发一张副教授的聘书，想将来把杨调过去，好评职称。我当然照办。

我和杜师最后一次见面，是2013年初在湖南大学。他坚持要我们一家在学校住一晚，还让助手去开好房间，说要好好聊聊。

第二年春天，凤丫头去湖南大学开会，回来对我说：杜师开始讲胡话了，说人类文明的起源都在湖南，遭到与会者们的无情嘲弄。而杜师对这些反驳也好、讥笑也吧，毫不在意，没有一点情绪波动，也不作任何再反驳或澄清。

凤丫头对比她与杜师的这两次见面，很困惑，杜师突然变了。

这两次见面之间，中办颁发9号文件，俗称“七不讲”，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及司法独立”。

而这，就是杜师深耕多年的全部话题。

以后大致只有两条路：从此闭嘴，或者从此讲胡话。

在我看来，杜师此后的胡话都是行为艺术，是对“七不讲”的极端反讽；闹的动静越大，其戏剧效果就越强；他仿佛“学术”界的济公，笑骂由人：我是讲胡话，可你们一片颂圣之声，谁更肮脏呢？

千里马常有，特洛伊木马不常有。杜师或许就是埋在红朝的特洛伊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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