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士人绣像18: 七先生（1）

七八年前的秋天，家兄打来电话说：老屋要拆了，你可在镇上分到一套40平米左右的房子，要不要把新房子的面积再扩大一些？

我仿《白鹿原》朱先生的腔调说：“房是招牌地是累，我一平方也不要。我名下的，你们平分了。”

挂上电话，伤感如同旷野里突然惊起的乌鸦，一直在心里盘旋，久久不去。

中国真的就是“拆哪”，一个在长江的臂弯里躺了600年、曾经聚居着2000多人口的村子，忽然间就要成一片废墟。

叶赛宁说：“找到故乡，就是胜利。”但是，在一片野蛮生长的“盛世”中，我的故乡，却被醒目地烙上了一个火红火红的“拆”字，然后就从鄂东乡村版图中被一笔勾销了。

那时去国已经三四年，对于故国，毫无乡愁；对于故土，却情感复杂。

生长于斯土，那一带的风物人情，也下意识地刻在血液里。远的不说，武昌首义三杰彭楚藩、辛亥革命前期的总指挥吴兆麟，都是家乡人。反派也有，如前铁道部长刘志军。

清人纳兰的所有词句中，最喜欢这一句：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波士顿郊外的深秋，那个村落却在眼前复活。那些逝去的人和事，隐隐约约变得清晰起来。我知道，这个“野蛮生长”的年代，无数村庄、湖泊、河流都会这样轻轻飘飘地消失，这似乎是无人能阻挡的历史。

或许我能做的就是写一篇《吾乡墓志铭》，记下我知道的吉光片羽。我相信，那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人，总是记忆里最核心的部分。想到这村，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杨七婆。

如果单写杨七婆，我一定会用《月照不幸人》这个标题。 《月照不幸人》是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所写的最后一部戏剧《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乍听起来似乎与中国长江南岸、华容区葛店镇车湾村的农妇，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然而，我当时居住的麻省雪榕镇（Sharon）， 恰好就是“六度理论”的发源地，按照此理论，杨七婆和《月照不幸人》这部戏剧，她们之间的关联却巧合地只有一二度。

杨七婆是我的堂曾祖母，不记得她的真名字，其娘家就在湖对面的路边杨村，那个村子也消失掉了。

杨七婆的丈夫在那一房行七，人称“七先生”，孩童时代，村里那些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他。那一房房头大，最小的一位是“十一先生”，是村里唯一的右派，当时在河堤两侧种西瓜和看守西瓜。

有一年过年，大先生、二先生等都回来了，唯独少了七先生。

有人问：七先生呢？
大先生瓮声瓮气地说：早死在外边了。

七先生有一个女儿，蔷薇花开的时候生的，取名为“薇生”，我们都叫她薇姑。

薇姑是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文革前考的，因家庭成分差，去陕西某地读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她留在当地中学教书，很少回来。杨七婆独居，却不是“五保户”，因家庭成份不好。

杨七婆是村里最优雅的女人，穿戴非常干净体面，不像一般的农妇。我记不起她干农活的样子。印象中，夏天的黄昏时分，她常常在大石巷口乘凉，坐在竹床上，拿着把蒲扇。我稀奇的是，她总把头发挽成发髻，有时还在上面插上一朵栀子花。

杨七婆对小孩子总是很友善，充满热情和笑脸。有一次几个小孩子做游戏疯跑时，我不小心把七婆撞倒了。我非常紧张，赶忙把她扶起来。七婆对我轻言细语地说：“我晓得你是个好伢， 不是故意的，不怪你”。

我十分惊奇她的话，觉得她与所有人不同。

1973年，一些中学生，组织了一个卫生检查队，每晚去各家各户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给每家门楣贴上“最清洁”、“清洁”或“不清洁”的红、黄、白纸条。

有一夜，他们破例让我跟着去看热闹。我们进了杨七婆家。她住在大石巷后段，只一间小屋，一览无余，收拾得和她本人一样干净。但奇怪的是， 检查队给她贴的却是写着“清洁”的黄纸条。

我那时只有四、五岁，觉得很不公平，问我姐姐，这家明明是最清洁的呀。姐姐说：“她是地主婆，能得个黄纸条就很不错了”。

七先生的家庭成份是富农，杨七婆却是当地少有的地主婆，因为她娘家从前很有钱。

见过她出嫁排场的人总是唏嘘不已，说一排排的嫁妆一眼望不到头，其中有四担银元，由八个精壮汉子轮流挑着，从湖对面绕着湖堤挑过来，都是一身大汗。那些银元，据说后来都用作了七先生的读书花销。

七先生就读于迁徙到四川的武汉大学英文系，一九四四年毕业后，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令，慷慨从军，担任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翻译。

抗战胜利，七先生接近而立之年。据说当年宋美龄问他想干什么，他说他还是想读书。于是他抛妻别女去了美国，成为村里第一位留美学生。

后来从父亲嘴里知道，七先生还好好的，并没有死。

“那为什么大先生说他死了？”

原来，七先生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研究院研究欧美戏剧，也是中共僭政后第一批留美归国的留学生，还得到总理接见。

他归国时，带回的不仅是一张洋文凭，还有新太太和一个女儿。

杨七婆和乡亲们多年的期盼，全都落空。

插一句，这个女儿现在是官方天字第一号的周恩来研究专家廖心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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