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寄往《自然》杂志的读者来信，揭开一位中国博士生隐秘的伤痛。

当学术殿堂的引路人变成精神施压者，当“尊师重道”的传统沦为沉默的枷锁，一位陷入重度抑郁的年轻学子在十字路口发出求救：“我该投诉，还是退学？”

“我担心自己与导师的工作关系已变得有毒，且无法修复。”

写下这句话的是一名来自中国某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二年级博士生。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导师的言语冷暴力中，一步步滑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他的描述里，实验室不再是孕育思想的温床，而是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孤岛。研究想法被导师一再否决，学术指导完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苛责。

“不称职”“连硕士生都不如”这些冷冰冰的评判，像一把钝刀子，日复一日地切割着这位博士生的自尊。没有改进的方向，只有无尽的否定。他说，自己的研究尝试屡屡陷入死胡同，而持续的心理压力和言语虐待对他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他已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和轻度焦虑症。

如今他进退维谷，不知道该沉默，还是该反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条曾经憧憬的学术之路。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Changhee Kim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东亚文化中，学生与导师的关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尊重社会中更年长、更有经验的成员。“导师常被视为‘家长式领导者’，而学生应该保持谦逊和顺从。”Kim补充道。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组织行为学研究者Sherry Moss进一步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导师都掌握着从资源分配到实验审批的绝对权力。而在中国文化中，“不挑战权威”或“不出风头”的期望，让这种本已不对等的关系更加失衡。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