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董时进向毛泽东和中共高官致公开信，并抄送至其他各党派领导人。董时进在信中强烈反对把中国社会说成是“封建地主制”：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的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董时进还进一步实事求是地分析道：“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决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在其上书的最后，董时进以揶揄的口气写道：“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么？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么？那末，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庝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对此，董时进在另一文中做了如下的鞭辟入里的阐释：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分的贫民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向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一切人都不准有土地，一切土地都归共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的计划，而是早已在他们的许多书刊上公开宣布了的。他们用来暂时安慰人心的话是说，这是要待将来才实行。至于好远的将来，他们并没有说，也是不肯说的。实际是十年八年也不知，一年两年也可能，总之要看他们的所谓‘客观环境’是如何而定。假使明年他们认为阻力已经消除，准备已经搞好，他们明年就可以实行。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这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在共产制度下，农人都会成为奴隶，也等于当了耕牛，甚至于还有不如耕牛的地方，因为耕牛只须在乡下耕田，不必去前线打仗，但是农人却要去替共产党打仗。共产党对农人说：‘我们分了田地给你们，你们还不去帮我们打仗么’？于是他们把农人都拉去参军了。结果农人打死的打死，残废的残废，最后田地仍然要交还政府。共产党好比一个渔夫，他利用田地作为钓鱼的蚯蚓，农人当了鱼，鱼上了钓，蚯蚓仍旧是渔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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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形势不对，就于1950年逃难到美国，完美避开了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内乱，终得以颐养天年。而其同辈学人，凡滞留中国大陆的，鲜有不受动乱祸及，或自尽、或死于动乱、或饱受非人折磨。

中共是怎么削足适履把所谓“封建地主”伪造成阶级敌人的？为什么宋永毅认为土改神话塑造的阶级敌人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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