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抵抗的推特空间中听到有人讲海外民运没有选举、没有正式的加入和退出机制以及财务不透明。

这种抱怨是社会对政治反对运动普遍不理解造成的。按理来说一个政治组织肯定要有个政治组织的样子，但要分是什么情况。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组织有五种类型：一种是中共扶植的统战组织；一种是欲主动归化所在国的华人组织；一种是流亡团体自组织（属于政治反对团体）；一种是人权、劳工和（除上述之外的）一般非营利组织；最后一种是松散的政治反对派（不一定按照组织办法运营）。

通常依靠金主（比如企业家）捐助的非营利组织，行动和报告主要向金主负责，比如财务汇报是面向金主，不需要面向大众。不向大众募集资金就不需要向大众负责。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开向大众募集资金，显然是需要向大众交代清楚每一笔钱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才是财务透明。

至于并不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模式正式运行的社会自组织，他们甚至都不一定有金主，通常也不向大众募集资金，而是自发以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自己掏钱或几个互相凑钱）来支撑自发的准政治活动，这些团体当然没有必要向公众公开其私人财务状况。

我还知道一些非营利组织甚至没有一分钱，平常全靠成员凭热情义务参与活动，像这样的组织都不涉及资金运营，你让它公开什么财务状况？

至于组织选举和正式的加入跟退出规则，这对于一小部分归化所在国的团体来说确实必要：你都打算以华人社区的名义主动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了，当然要搞社区内部选举活动，不然就是连入门都没有入到。在这种情况下章程和规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流亡团体和人权、劳工、一般非营利组织是否同样也需要内部选举和内部章程，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一些小微型团体只有几个人，你逼他们搞选举、搞制度建设，这多少有点书生意气而且不免迂腐了。

但如果搞出流亡政党或流亡国会这种规模，如果内部选举一塌糊涂、内部章程一塌糊涂，这个还是会被人鄙视的，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多加强。只可惜目前奇缺合格的反对派政治家，没有人有能力驾驭得了流亡政党或流亡国会日常运行的基本需求。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搞这些很容易烂尾，结果就会出现选举搞得一塌糊涂，规则无人遵守，然后惹出一堆争议被人攻击。

至于说松散的政治反对派，跟生活在部分专制国家的反对群体差不多，一定程度的组织化肯定是有必要的，但人们幻想的理想化的严密组织通常不切实际：要么因为其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要么因为其成员不得不从事地下活动，你搞严密组织很容易被连根拔起、一锅端。这也是为什么部分专制国家（尤其是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国家）缺少组织严密的反对派。这既是缺点也是优势。

现实就是：很多实际从事社会运动和反抗活动的反对群体就是以反对派联盟的形式存在，这种联盟是个人与团体和组织的互相结盟。

像2019年以前香港那种不民主但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可供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条件，对极权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20年以后，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也一样荡然无存）。对极权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不可能机械地照搬照抄成熟民主国家政治游戏，因为缺乏环境，也缺乏条件。前面讲到的几种情况，实际上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以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为例：这个组织成立初期确实有过一次内部民主选举，但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强力镇压，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不再进行选举；于是就有很多人跳出来指责团结工会是翻版独裁，是跟政权一样的极权主义组织，甚至把瓦文萨骂成新的独裁者。

实际上呢？波兰召开圆桌会议把反对派放在台面上来发言之后，团结工会组织并没变成第二个极权主义组织，反而帮助国家平稳过渡到民主政治。

波兰团结工会这个案例就很说明问题：反对派组织的内部构造对国家的政治变革不一定存在着必然联系，尤其极权国家的反对派群体通常是不合法的地下运动，你并不能对这样的活动要求太苛刻。书生意气，照本宣科，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智慧。

还是那句话，人要务实，要根据情况改变策略，不要成天拿着本本跟教条教别人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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