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前儿媳谈宋平及其家庭。
高伐林先生从前对宋平前儿媳马雅（马洪女儿）的采访，很有信息量。
高伐林：谈到宋平，可能您的感想比较多。
马雅：是啊，我写书时最大的顾虑就是宋平。他不但跟我们的父辈是几十年的老友，他是我的前公公，而且两代人子女之间，如我的弟弟妹妹同我的前夫宋宜昌，也曾都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我在书中又不能不写出宋平，目的不是为了倾诉私事，而是为了说明马洪为了改革，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除了与亲家掰了，连和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友梅行也断了私交，真的是“众叛亲离”！
高伐林：您回过头来看，认为您离婚归因于父辈政治分野？
马雅：不能完全归结于父辈政治分野，那样说就太政治化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政治是造成我家庭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与宋宜昌1972年确定恋爱关系，1976年结婚，但他在兰州，我先在北京念书，后在四川简阳工作，随后又出国，长期分居两地。但是关系恶化还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层斗争非常激烈，我爹对陈云表示不能指靠计划经济救中国以后，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对我这个儿媳妇的态度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成为宋家的儿媳妇，原因除了马洪与宋平私交深厚、我从小对宋平的儿子宋宜昌印象很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总认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达理；而且宋家是有名的清廉。“文革”中我虽然逆反，但以为老干部分两种，林彪、江青等是“坏”的，多数人都是“好”的。等到了拨乱反正、“好”老干部重新当权，国家就会好起来。然而，事情远比我想像的复杂。我自以为进入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正气的家庭，却逐渐感到很压抑。

陈舜瑶跟宋平一样，也是30年代清华大学的，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连许多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老教授也这样评价她。由于她长期养尊处优，处于“人上人”受捧的地位，只在“文革”中才挨整受到冲击，所以对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我听说在“反右”中，她与蒋南翔一起在清华整了很多人，可从来不认错。在改革中，她是有名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而宋宜昌对他母亲越来越欣赏，称她在改革形势下的孤立有“一种孤独的美”。我离婚恐怕与这位老人的关系相当大。
记得当我和宋宜昌婚姻濒于破裂之际，跟我爹谈起来心里很难过，觉得挺遗憾的。爸爸听后顿了顿，仰头叹道：人生遗憾的事是很多呵。我登时醒悟：比起爸爸的遗憾，比起他面对时的从容、自重，我感觉羞愧。
父亲的一个遗憾就是跟宋平的关系。爸爸话不多，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宋平是好人，特重感情。就连我，无论在农村，还是到了国外，有什么问题或请求给宋平写信，总能得到回应。爸爸到了垂暮之年，患了帕金森氏症，有天半夜醒来，说要找宋平，说“有的事还需要同他商议一下”。事后特护问我：“谁是宋平？”我一听就掉下泪来。

他还有一个隐痛，就是我。听弟妹们说，我是父母的爱女——我出生在高岗事件之前，也许我容易使他联系起一些对生活美好的记忆？爸爸晚年因为患病，说话比较困难，他内心特别丰富，思想特别活跃，自尊心又强，于是更寡言少语，与外界就隔绝了。但听秘书和司机说，他有时会问起我，忧心我孤身一人流落海外。听小妹妹说，爸爸临终时好像还在等待我……
而这，也正是我的遗憾：没有更早、更深地理解他，有些事还伤了他的心。有一次他想送给我儿子一套他自己写的书，可我想，儿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懂不了那么多中文，我爸的谈中国经济改革的书，长篇大论，他哪儿读得懂啊——我竟然就谢绝了！父亲半天没再说话。这是他的一种寄托啊，你说我多不懂事！现在一想起来，我总是后悔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