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权更替的必要性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https://t.co/17k09JvANa

“政权更替” (Regime Change) 这个词在公共舆论中早已被妖魔化，被抹黑成鲁莽冒险或者帝国主义的傲慢。但这种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也极其危险。 当美国面对那些威胁自身国家根基的专制政权时，推动政权更替不是任性之举，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自我保护。

面对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发动全面、精密渗透与胁迫行动的对手，政权更替既是剑也是盾——既是震慑专制力量、守护民主文明的强力手段，也是通过解放实现全球稳定的一条路径。

如果运作得当，政权更替本身就是美国对手最害怕的武器。专制政权最怕什么？不是制裁，不是外交谴责，也不是军事围堵。他们最怕的是失去权力，是政权崩塌。这种对“生死存亡”的焦虑，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也驱动着他们的对外侵略。

中共、伊朗的神权军政府、朝鲜的家族独裁，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能高度一致：保住政权。他们很清楚，一旦权力垄断被打破，对历史的掌控也会瞬间瓦解。因此，“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信威慑，是美国最有效的心理和战略武器，是终极威慑。人类历史上，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激发被压迫民族自发政权变革的能力。

当今最专制的统治者，一听到“政权不稳”就神经紧绷，这绝非偶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让民众要求自由、人权与民主。如果美国展现出一种态势——让政权更替成为现实可能，而不是政治禁忌——那本身就是强有力的震慑。当对手明白，发动生存级别的攻击，将换来生存级别的反击，博弈规则就会向自由世界倾斜。

正因为深知这种“软实力武器”的威力，美国的对手也在对美国搞自己的“政权更替”行动。今天，美国面对的不只是军事竞争，还有来自专制势力的“软性入侵”，尤其是来自中国。中共不满足于国内统治，它正在对美国展开一场系统性的“制度渗透”。残酷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试图改变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会改变我们的。

这不是比喻。中国政权已经渗透进美国的政治、商业、学术与媒体机构；通过拉拢、施压影响精英决策层；用精心设计的话语污染公共讨论；不断削弱美国主权；改变消费结构以服务自身优势；掏空美国工业基础；窃取知识产权；借助毒品集团代理向美国社区倾销芬太尼。通过这种全面而隐蔽的渗透，北京的目标不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取代美国的价值观、制度，乃至国家认同。

如果我们不果断行动，结局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一个允许中共改变美国内部性质，却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世界，自由根本无法存活。因此，政权更替不是侵略，而是最高层级的国家防卫。

更重要的是，把政权更替说成美国强加给他国的外來“发明”，本身就是谬论。真正渴望改变的，首先是生活在专制之下的人民。在中国，无数勇敢的公民为反抗暴政付出生命。从天安门事件到白纸运动，中国民众早已用行动表达了对自由的未来的渴望。

支持政权更替，不是强加价值，而是回应那些早已存在于人心中的自由诉求。美国只是放大并支持这种愿望。中国终将发生政权更迭，那不会是外来命令，而是本土人民对正义的呼声。我们要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要么就是在替压迫者撑腰。

那些绝对反对政权更替的人，常常拿“无休止的战争泥潭”来吓人，好像任何战略干预都会变成泥潭。这种说法混淆视听。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胜利——战胜並改造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政权更替行动。这些都不是无尽的战争，而是决定性、改变时代的斗争，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而且，在专制扩张面前的不作为，不是和平，而是灾难的前奏。为了避免战争而一味退让，只会保证战争在对手设定的条件下爆发。对抗与崩溃之间不存在所谓中间路线。如果我们不在主动权在手时对抗专制政权，将来就会在失去主动权时被迫迎战。

政权更替不是对美国价值的背叛，而是这些价值的体现。美国诞生于反抗暴政的革命。20世纪，美国帮助推翻纳粹政权，重建日本为民主国家，推动菲律宾、台湾、韩国的民主转型，并支持亚欧反共力量。美国在军事、经济与道义上的参与，解放了数十亿人，塑造了现代民主世界。这不是帝国主义冒险，而是对更自由世界的投资。只要目标清晰，美国推动政权更替往往带来持久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繁荣。

对那些认为美国必须回避政权更替才能保住和平的人，只能说一句：战争已经开始，而且正在针对我们展开。问题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我们是否会以理性、战略与道义的方式应战。

政权更替不是冷战遗物，而是面对21世纪威胁的现实工具。它是威慑手段，是解放战略，也是对外宣示：自由不会因恐惧或疲惫而熄灭。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政权，我们终将被悄无声息、缓慢却不可逆地改变。犹豫的时代已经过去，战略勇气的时刻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