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结束50周年，《中国民主季刊》推荐读者继续关注有关文革的新近研究著作。

下面是我刊2025年第1期刊发的对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的书评（作者乔晞华为美国杜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全文，读者可当成导读文章来读，赶紧转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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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

在众多的文革研究论述中，宋永毅教授于2021 年出版的力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以下简称“宋著”，引用只注页码）另辟蹊径，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的西方研究历经政治人格、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到政治情绪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群体心理、政府决策以及国际政治当中，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华人学界却还属于新兴学科。

宋著把心理文化方法运用于文革的宏大叙事，解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决定文革进程的领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该著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心理理论框架，体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背景的密切结合。特别是该著借鉴西方学者运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在文革研究中独树一帜（页17-18）。

宋著全书分为九章，前六章选择六个关键政治人物切入，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第七章论述中国政坛上的特有“夫妻政治”现象，第八章讨论文革中的集体杀戮，第九章阐述民众由拥护派变为反对派的异端思潮。

人是理性的存在，海内外的大多数有关文革中毛泽东的研究均集中在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但是理性并非人的一切。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在文革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理性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现象的研究，至今几乎是空白。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情结导致决策中非理性因素失去控制，加重了文革灾难的程度。不研究毛泽东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不讳言自己非理性的行为，曾自傲且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页36）。

宋永毅教授通过研究史料指出，持续十年的文革，涉及中国亿万民众，影响几乎波及全国的每个角落，然而文革的发动却部分地始于一桩涉及毛泽东私人情欲的“窃听事件”。此事件后，毛泽东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这些都在文革中爆发出来（页41-42）。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而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病态人格。这是因为他们在登基路上运用阴谋诡计，推己及人，自然要防范他人效法来颠覆自己（页58）。毛泽东的极度疑惧妄想症源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毛泽东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和恐惧，到文革爆发终于完全成形。他认为中共党内没有几个可以真正信任的人。基于以上的分析，宋永毅教授让读者理解了毛泽东为何在文革中，制造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冤假错案（页58-61）。

以林彪为例。林彪不仅是毛泽东的嫡系，对毛的吹捧不遗余力，而且文革的发动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直接领导的解放军的保驾护航。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其揣摩毛泽东的本意，并得到毛的批准。然而，仅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林彪讲政变是有问题的，认为林彪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作者还指出，沉溺于幻想的领导人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毛泽东正是这样充满幻想的领导人。有许多研究者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归咎于他的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与幻想虽同为非理性因素，却有本质的不同。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容易变为现实，反之却只能是空想和幻想。毛泽东的问题不是他的理想主义，而是其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企图通过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反映出在政治实际中的幻想主义和空想主义（页74）。

宋永毅教授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毛泽东的非理性，是研究毛泽东和文革的一个全新的尝试。美国政治心理学界自1990 年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支流。一个是以人格、精神分析、深层心理为主，另一个是以认知、知觉、情感为主。人格与政治是政治心理学领域中的一对核心关系。有关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有关促进对政体具有支持性作用的人格成长的关切之中。这一假设经由拉斯韦尔的开创性的政治学阐释而获得普遍的专业认可。阐明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研究。

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人格特质”、“政治态度与选举”和“政治认知心理与行为”为研究焦点的三个阶段，并在运用理论、描述与实证三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从个体、群体与组织、社会与国家以及文化四个层面形成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西方学界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学聚焦人格、认知与情感三个维度，引入人格特质差异分析的科学方法，探析认知偏差的多样性及其战略效应，尤其情感的战略研究以及理性价值成为当前的理论热点。基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在战略互动心理、外交信号以及战略文化等领域，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研究单元的拓展、紧扣时代命题、研究方法多元以及跨文化特性受到重视等特点。政治心理学能够产生、重塑微观行为体，是理解政治中的人物和政治实践的基本环节。宋著为华人学界跟上西方学界的最新发展起到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关于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台湾学者韦政通从毛泽东作为历史“大人物”出发，依据西方心理学理论视角展示毛泽东人格特质，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精神分析。韦认为毛泽东与父亲的斗争、冲突关系，对毛后来的性格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在其毛泽东研究中引入心理历史分析方法，从情感视角剖析毛泽东的性格心理，着力阐释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对其政治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是哲学家、军事家和经济调控者，而且在于他能在中国社会控制和支配人们的情感，甚至能够以自己的“戏剧性”人格熟练地掌握和驾驭“公众的热情”，“毛泽东能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

中外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同时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毛泽东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现得极为突出，不时影响甚至支配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做出的决策，这使得文革运动经常发生风云突变，而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变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解释的（页18）。宋著通过多个具体实例辅以政治心理学分析，使毛泽东的非理性行为有了符合逻辑的诠释，这一突破有助于对毛泽东心理世界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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