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共同体”需要包容，而非排他

什么是“反抗共同体”？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是形成反抗共同体的入门门槛，达不到这个门槛甚至连反抗运动都不会有。

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在专制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尤其常见，但在缺少社会运动的国家，这种情况又极其罕见。

社会运动长期缺席与社会支离破碎互为表里。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社会里，党同伐异、互相排斥和互不信任是社会常态。在其潜在反抗群体中，似乎总是存在一种排他倾向，就好像只有一类人配反抗，其他人都不配反抗一样。结果就是无法形成反抗共同体，就算人人标榜自己是反抗者，但实际上根本形成不了反抗。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无一例外都无法形成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什么是分工合作呢？许多人扮演互补的角色。其中既有知识分子扮演运动理论家，又有社会运动人士扮演组织者和协调者，还有媒体扮演传播者，即使是自发的参与者也积极形成互相配合（包括后勤保障、人员调度、资源调度、信息调度、营救被捕者等等），更何况有各阶层从业者都尽自己所长从不同角度来支援反抗活动。比如律师无条件为被捕者据理力争，响应社会号召的商人或工人参与罢市或罢工行动，商铺为反抗者提供后勤补给等等。我们说的社会团结，就是奠基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互相掩护、不离不弃。

社会运动中的分工合作，对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的普通人来说十分陌生，因为他们往往只能从其他国家的表面现象中窥见一些皮毛：他们只看得见反抗，看不见反抗是怎么有效组织和运行起来的，就以为反抗是突然凭空爆发的，就好像以为火山没有经过地底下长期酝酿就直接从地表冒出来。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要面临当局严酷打压、抓捕、软禁、噤声、污名化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收买，还要面对反智群体群起而攻之。专制政权为什么特别喜欢打压知识分子群体呢？因为知识分子群体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批人，他们是形成、组织和领导反抗浪潮的真实诱因。拆掉知识分子跟社会的联结，就像拆掉炸弹的引信。

从东欧转型历史经验中经常可以看见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形成将专制政权“不道德化”和“非法化”的关键力量。而知识分子与社会反抗群体的完美合作最典型的莫过于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甚至可以说是撬动整个东欧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如今的香港也被拆除了社会运动引信。但仍然不妨碍普通中国民众从其历史经验中，学习社会运动是怎样入门的。2020年出版的《反抗的共同体》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有着严密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反抗者历史群像。

很多人误以为香港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如果长期深入钻研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就会发现：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是社会运动的入门级条件，达不到这个入门级条件，连反抗都不会有。

--------

进一步了解知识分子与反抗共同体的复杂关系，请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
https://t.co/szzlFhdmUy

也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https://t.co/JdOz38287N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https://t.co/XFUUG9WAL2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