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用文字复盘极端封控下的人道灾难——《新冠肺炎浩劫》里的中国防疫真相——发生在2019 年的新冠疫情，至今已经过去六年了。今天回头看武汉封城，很难不把这场疫情当作一块制度的试金石。这场疫情不只是检验一个城市、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把整套中国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逻辑都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检验。胡平的《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新冠肺炎浩劫》）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把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还原成一场制度性灾难，一场人道灾难。这本书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补了一本“新冠史料”，而是在于提出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场灾难本来能不能不发生？如果答案是“可以”，那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简单的应急不力，治理失败，而是制度结构和权力逻辑出了根本问题。

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新冠肺炎浩劫》的基本判断很清楚：新冠疫情在中国演变成全国性、再扩散为全球性灾难，并不是“没有办法”“来不及”，而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政治因素压倒了专业判断。书中反复回到几个细节。2019 年 12 月 31 日，官媒第一次公开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到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宣布封城，整整 23 天。其间有李文亮的“吹哨”和被训诫，有武汉地方政府对外反复强调“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有各级疾控系统本可以启动但被按下去的应急机制。

更关键的是，从后来公开的片段看，中央在 1 月 7 日就已经把防疫放到政治局常委会层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意味着，信息不是没有上报，而是在“上报之后”被当成政治事项处理。地方官员在央视镜头前半承认“披露不及时”，半推给“需要授权”，把“依法披露”当成挡箭牌，这些细节，被书中当作证据链的一部分，用来说明：隐瞒疫情的责任并不只是某个市长、市委书记，而是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

这一步，已经把问题从“应急管理不专业”推到了“权力结构有原罪”的层面。书名里的那句话——“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就建立在这样一条推理上：2003 年 SARS 之后，中国确实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列入重点监测；还制定了一整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如果按预案办事，早启动机制、早封闭重点医院和社区、早暂停春运重点线路，疫情很可能被拦在一个城市甚至几家医院内。

这里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反事实证明，但逻辑是清楚的：专业系统原本是有条件发挥作用的，是被政治干预压制了。这种分析，把“制度责任”写在了新冠史的首页，而不是像官方叙事那样，把责任淡化在“对未知病毒的探索”里。

疫情初期，舆论上有过短暂的“追责地方”高潮。市长道歉、书记调离，看上去似乎完成了一轮“问责”。《新冠肺炎浩劫》不接受这种解释。胡平的书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从地方甩锅到中央集权，究竟谁在隐瞒，谁在为隐瞒做出决策？

书中把一系列公开讲话摆在一起：地方官员强调“要按传染病防治法披露，需要授权”；武汉市官方媒体提到，早在 2019 年 12 月已经向“国家卫生部门”上报；最高领导人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时强调“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并把时间点追溯到 1 月 7 日的常委会。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有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地方不是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而是不敢越权公开；中央不是不知情，而是把是否公开、何时公开、以何种口径公开，当成高度政治化的决策。

这就牵扯到一个更深的制度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强调“统一口径”的体制里，一旦最高层把某件事定义为“政治风险”，所有信息、所有专业判断都会自动向上收拢，形成一个极小圈子的黑箱。对外的“报喜不报忧”，并不是某个发言人的职业习惯，而是整套官僚体系在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本能。这种本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早就存在。新冠只不过让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直接作用到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上。

从“帮世界争取时间”到“数据陷阱误导世界”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讨论中国在疫情早期对国际社会的信息误导。书中引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和美国白宫防疫小组成员的公开回忆：世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依据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和结论，在“是否人传人”“规模有多大”这些关键问题上，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都严重低估了疫情风险。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官方宣传把封城描述为一种“超出世卫要求的巨大牺牲”，强调“把病毒封在中国，为世界赢得宝贵时间”，同时强调境外病例占比不到 1%。在这样的叙事下，世界很难理解封城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失控后的被迫止血，而不是有条不紊的防线收缩。结果《柳叶刀》主编在当时公开表示“没必要恐慌”，世卫也不建议旅行限制；美国在 1 月底宣布对中国禁航，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带头不厚道”，而不是被看作对病毒传播的合乎逻辑的反应。

从书中的框架看，这不是简单的信息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误导：一边隐瞒真实的传播规模，一边夸大自己的“贡献与牺牲”，在道义上抢占高地，却在实质上让病毒向全球扩散。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所要求的“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共享”，也削弱了全球防疫体系的信任基础。

换句话说，疫情之所以演变为全球性大流行，当然有各国自身的迟疑和失误，但“误导”这个变量，不能省略。死亡数字，是任何一场大瘟疫最敏感也最关键的指标。《新冠肺炎浩劫》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提出了尖锐质疑。截至 2026 年初，世卫汇总的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约为 710 万，而中国官方上报给世卫的累计死亡人数是 12 万。数字一摆，差不多谁都知道不对劲。

书中转而引用的是中国官方专家自己说过的话。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公开表示，2022 年 12 月解封后，中国约有 80% 人口感染过新冠；又给出一个“国际平均病死率”0.08%。如果按这一组数据简单相乘，仅在 202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2 月的两个月里，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就接近 90 万。

问题在于，书中很明确指出，这个 0.08% 本身就是国外多轮流行之后的平均值，而中国在解封前感染率很低，疫苗效力又有限，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病毒。按最基本的流行病学常识，这样的群体，病死率不太可能低于“多次感染、广泛接种后的国际平均值”。

在缺乏官方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作者介绍了“额外死亡”这一通行方法：以若干年的死亡数据为基线，和疫情期间的实际死亡数对比，超出部分就是“额外死亡”。再从中剔除交通事故减少等因素，可以粗略推算出与疫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规模。书中提到，少数地方民政或殡葬部门一度公开过火化遗体的数据。比如某省 2023 年一季度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七成以上，某县级市上半年火化数同比增加近八成，另一个县的殡仪馆 2023 年前五个月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翻倍还多。这些数据很快被删除，却被媒体和网民截屏保存。

根据这些零星数据所做的推算，疫情海啸期中国“额外死亡”至少在四百万以上，上限甚至接近六百万。再加上早期各轮疫情的死亡，实际新冠死亡数很可能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不是官方数字所呈现的那种“罕见低死亡率”。在这里，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唯一“正确”的数字，而是把各种环节、各种矛盾摆出来，让读者看到：死亡数据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博弈的产物，是权力如何定义“生命价值”的试金石。

极权制度如何“强行进入”人的身体

《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不是就新冠疫情谈新冠。胡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把对疫情的讨论的焦点放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上，把对新冠疫情的上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疫情之后，这几年国内外有不少关于中国抗疫的研究。国内的官方叙事强调“人民战争”“制度优势”“举国体制”；国外的一些学术研究则从“国家能力”“威权优势”“社会动员”等角度分析。与这些路径相比，《新冠肺炎浩劫》有几个显著不同：首先是时间线的重点不同。很多研究以 1 月 23 日封城或之后的“清零”时期为重点，对此前的隐瞒、误导带过。胡平把笔墨压在前期失误上，强调“关键窗户期”如何被浪费，如何把可控疫情拖成全球浩劫。

其次是责任指向不同。传统说法往往通过“某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来解释延误，再用中央的“果断决策”来完成一种内部叙事闭环。《新冠肺炎浩劫》则坚持追问：如果地方从一开始就向上报告，如果中央 1 月 7 日已经“亲自部署”，那延误到底产生在什么环节？为什么直到 1 月中下旬，公众仍被告知“可防可控”？这种追问，把中央也纳入责任版图，而不是“高层英明、基层犯错”的旧套路。

再次是评判标准不同。很多研究习惯用“控制住疫情”作为唯一尺度。《新冠肺炎浩劫》则把人权、透明度、制度纠错能力纳入评价：防疫手段是否尊重个人自由？信息是否公开？是否存在有效的追责机制？这些问题，决定了同样的封控措施在不同制度下意味着什么。

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浩劫》不只是一本关于“如何评估防疫成败”的著作，更像是通过新冠疫情的灾难透视“一党体制本质”的政治分析专著。疫情是病毒引起的，但人的死亡规模、死亡结构、谁先死、谁被忽略，却高度依赖制度。简单地说，制度决定三件事：谁有资格发出警报，谁有权修改数据，谁在灾难中可以被牺牲。

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不是技术坏了，而是专业判断必须服从政治顾虑；疫情中期，封城、“动态清零”等极端措施下来，不是经过透明、公开的风险—收益讨论，而是少数决策者拍板，基层“执行到位”就好；疫情后期，关于死亡数字的争议，关于火化数据的删除，说明连“记住谁死了”这件事，都要服从政治叙事需要。

政治制度就这样一步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身体。谁能上 ICU，谁被挡在医院门外；谁能居家隔离，谁被拉到方舱；谁的慢性病在封控中得不到治疗，谁在失业后陷入绝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防疫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异，表面上看是“防控模式的不同”，背后却是制度逻辑的冲突。

如果说数据、曲线和制度逻辑都还显得抽象，那么“大白”的形象就是最具象的记忆。防护服本是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在中国的疫情现场，它却很快变成了一种权力制服。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既可能是医务人员，也可能是街道干部、小区志愿者、公安干警、城管队员。他们进楼、查码、拉人、封门，甚至搬走居民的物品、拆锁、焊死单元门。

在这些场景里，可以看到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国家权力直接进入家庭、进入卧室、进入每一扇门口。过去这种权力往往藏在公文、印章、会议记录里；疫情期间，“大白”成了它的行走符号和国家意志强行进入人的身体的通行证。

对不少人来说，“大白”既带来短期的秩序感，也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创伤。孩子被深夜拉到隔离点，父母被隔离在不同区；老人在封控楼里发病，120 迟迟不到；有人因为未按时做核酸被粗暴对待，有人因为“黄码”“红码”被当场驱逐。这些都被书中看作是“极端防疫手段”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在缺乏制约时的自然流向。

极端防疫对权利与秩序的冲击

对武汉封城，有一个常见说法：虽然早期隐瞒有错，但一旦封城，中国就做对了，是用重手段把疫情摁住了。《新冠肺炎浩劫》对这个说法，给出了另一种视角。封城不是“漂亮的重拳”，而是“前期失误之后的绝望止血”。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底到 2020 年 1 月上旬，信息能及时公开，病毒传播路径能尽早追踪，重点医院和社区能尽早采取防护，春运大规模人口流动能及时收缩，那么防控手段未必要走到“整座千万人口城市被按下暂停键”的程度。

封城本身当然具有一定的防疫效果，尤其在病毒传播已经处在指数级扩张阶段时。但问题在于：前期的延误，正是由政治干预造成的；封城的尺度和时长，没有透明的风险评估和决策过程；封城给医疗、经济、社会心理带来的二次伤害，没有被充分讨论，只是在宣传口径里被一句“举国动员”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只是“封城有没有必要”，而是“为什么前期错过了可以不用封城的窗口”“为什么封城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地扩散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疫情早期，国际舆论中一度出现过“威权防疫更有效”的论调。中国的“动态清零”和欧美的“放开共存”被摆在天平两端比较。《新冠肺炎浩劫》对这种简单对比保持警惕。一方面，中国确实在 2020—2021 年通过大规模封控、全民核酸、跨省隔离，把表面的感染数和死亡数压得很低。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体制优势”的幻觉。但另一方面，欧美国家虽然混乱、迟钝，有政客轻视疫情，有制度扯皮，有资源不足，却有几个基本底线：疫情信息大体公开，媒体和学界可以持续质疑和纠错；封城、封校等极端措施，需要经由立法或司法程序，经由社会争论；即便错误频出，公众可以在选举中对决策者进行惩罚。

中国的做法则恰好相反：前期隐瞒、后期极端、再后期突然“躺平”，信息流动始终被牢牢握在党国手里。防疫政策为了展示“体制优越性”，不断往极端走，“一刀切”“层层加码”成了常态。所以，表面上是“谁的死亡数字更低”的比较，背后其实是“谁的社会更愿意为人的尊严付代价”的问题。欧美确实为迟缓和混乱付出了高昂伤亡，但防疫策略的变化是在公开争论中推进的；中国则选择了用封城、用“清零”来换取政治上的“胜利”，同时把很多看不见的死亡、恐惧和创伤压在社会底层。

极端防疫手段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基本人权的损害。行动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身体自主权，在封控和“清零”过程中被一次次压缩。更深一层的冲击，在文明秩序上。在正常的文明秩序下，国家权力即便在紧急状态，也需要接受程序约束，需要与独立司法、媒体监督、社会组织形成某种制衡。这些机制不保证完美，但至少让权力不会无限扩张。

中国在疫情中的防疫实践，则把“紧急状态”常态化，把“例外”变成“常规”。健康码、行程码、集中隔离、社区封控、跨区域拦截，很多技术本身可以用于公共卫生，但在缺乏制度边界时，很容易延伸为长期的社会控制手段。

这种社会控制手段对文明秩序的挑战，在于一旦社会接受了“为了安全可以牺牲一切”，未来在其他领域——例如反恐、维稳、经济危机——类似的逻辑就很容易被复制。新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证明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和足够强的强制力，就可以让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在短时间内静止甚至停摆。

世界如何面对一个“没有底线的权力”

《新冠肺炎浩劫》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平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对中共体制有长期观察。这本书用中文写作，核心读者是中文世界的人。这一点很关键。新冠疫情的全球史，当然可以由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学者来写。但中国这部分历史，如果只由官方叙事和外部观察者来撰写，很多细节、很多感受会被抹平。像火化数据的异常增长、地方统计报表的突然消失、“大白”在村镇里的具体行为，这些都是中文信息空间里的碎片，需要有人去收集、比对、整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浩劫》是一种中国本土解读的尝试。它既不接受“制度自吹”，也不满足于“外部批评”的刻板印象，而是从中国自己的制度历史出发，把这场疫情放回 2003 年 SARS 以后的长时段治理轨迹中去理解。

新冠不仅是中国的事，更是一个全球制度压力测试。当一个大国在疫情早期隐瞒信息、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在疫情中期采取极端封控、动员机器把权力压到每个小区，在疫情后期遮掩死亡数字、删除关键统计，世界如何应对？

这本书给出的答案不是一套现成方案，而是一种警告：不能再单纯依赖“国家自报数据”，必须强化独立的国际监测与核查机制；不能只看“疫情控制效果”，而忽略控制过程中的人权代价；不能允许任何政权用“主权”和“内政”无限扩大豁免，逃避跨国公共卫生规则。

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说，新冠是一堂课。如何在尊重主权和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何让像《国际卫生条例》这样的规则真正有约束力，而不是道义宣示，这些都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新冠肺炎浩劫》已经把许多关键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有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一，是更细致的社会史。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普通居民、外来务工者、老年人、儿童，各自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和抉择？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封控方式有何差异？这些需要大量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才能补上。

其二，是与其他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系统比较。例如，同样采取强力封控的国家，其制度结构和社会反应，与中国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同样经历高死亡的欧美国家，在信息公开、制度纠偏方面又体现了哪些机制？

其三，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产业链外迁、地方政府债务、青年失业、教育断档、心理健康，这些都和极端防疫政策直接相关。要理解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这些后果不能忽略。

其四，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记忆与叙事之争。官方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民间还愿不愿意、有没有条件保持自己的记忆？“白纸运动”这样的事件，如何被嵌入更长的政治史叙述？这些，都不是一本书能一次讲完的。

《新冠肺炎浩劫》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掌握了某个“绝密内幕”，而是因为它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却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把新冠疫情当作一面镜子，逼着人们再一次正视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权力如何对信息下手，如何用“防疫”的名义扩张，如何在统计表上擦掉死亡，在宣传口径中改写记忆；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恐惧和疲惫之中，如何一步步习惯于例外状态。

《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提出的追责，不只是对某一级政府、某几个人的追责，而是对一种制度的追责。它提醒人们：如果不把这种制度性问题说清楚，下一个危机到来时，故事只会重演，而且代价更大。对今天想要认真理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这样一本从疫情入手的对中国极权制度深度解剖的书

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24年8月

胡平：《武汉封城六周年：不应放弃追责这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Jan. 23 2026. 中国民间档案馆首发。链接：https://t.co/eqSPJJKa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