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很令人悲伤。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他。那就是，我们始终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正因如此，这些年即便日渐意识到路断人稀，仍然很难彻底放下那份被自我不断强化了二十年的责任感。只是，经过长久而反复的反思，我也逐渐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属于我们的时代（大致在 2005 到 2015 年之间的那个抗争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新生代活得更加清醒，却也更加虚无；他们既不认识我们，也对我们的理想与信念毫无兴趣。更何况，川普这十年，用一轮又一轮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太多人对理性启蒙、国际秩序与宪政理想的信念。”

我在2009年注册了推特账户，但从未在上面写东西，而是以国内网络平台为主。
我的许多看法都是针对中国经济，对政府的看法也是针对经济。
但实际上，不可避免会写道政治，比如民主和权力制衡。
对于我来说，最危险的时间节点，是某些特殊人物上门威胁，而我的群里也混迹了特殊部门人员，有个级别不低的政府官员讲了点稍微出格的话，就被体制内委婉告诫了。
但总体来说，我被定义成尴尬人物，在经济领域有影响力，甚至某些部门也采取我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政策建议，所以就盯梢而不采取官面行动，只有一个外勤私下威胁我。
在2011年至2015年间是我观察比较缅甸柬埔寨新西兰美国政治体制的时间段，我忠于自己的内心，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质疑。
那一段时间，大量积淀的右翼粉丝纷纷离我而去。
2013年我在美国待了半年，由于朋友的人脉，接触了美国权力场上的高层，开始直面冲击。
我深度检讨了自己对社会制度的认知，打消留在美国的念头，回国建立智库。
这之后，我们的一些报告已经有隐形影响。
不过在遭遇了某部门的限制后，我厌恶了接听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恰逢身体出问题，去国到了东南亚。
后来终止了地缘政治的咨询，结束了大宗商品咨询业务，停止了域名和官网，放弃智库，更换为一个做财经基础咨询的平台。
这实际上让我丧失了体制内某些力量的保护。
我心知肚明。
但我如叶隐一样，认为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年轻人看到的是一个盛世中国，他们即不认可我们的担忧，也不觉得我们应该占着坑位。
所谓老登的嘲讽，就是这样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回归家庭，才是真正的选择。
川普横空出世，击碎了很多人的价值观。
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稀奇，2013年那一年我就彻底明白了。
所以，让我们告别这个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