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屠夫对艾未未的“祛魅”比胡锡进的嘲讽更无情

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
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
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
假如艾先生赞美东大政府、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而是施加胁迫的东大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双重践踏，理应成为公知与公众一致谴责的对象。
然而，道义的同情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免责。即便言论产生于高压环境，言论本身仍进入公共领域，仍对公共认知与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发表者艾先生也无法完全免于公共讨论与公共评价。理解其处境，可以；放弃对其言论的批评标准，不可以。同情与责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也必须并存。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对受压迫者、抗争者进行“祛魅”的说法，才显露出其虚伪与恶意。它并非追求理性澄清，而是以“去神化”为名，行道义削弱之实；并非反对个人崇拜，而是反对公共同情；并非警惕权威神话，而是瓦解反抗的正当性。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战策略：通过不断强调受害者的“瑕疵”“妥协”与“局限”，将施暴结构隐身，让压迫者从视野中消失。
真正需要被警惕和解构的，从来不是那些在重压之下仍试图发声的人，而是制造重压、利用恐惧、操控叙事的体制本身。对简中语境中长期备受打压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新闻记者、艺术家与草根抗争者而言，抗争者屠夫对抗争者艾未未所谓的“祛魅”发言并非清醒，而是冷酷；并非理性，而是不义。它要求受害者既要承受暴力，又要保持道德完美，否则便失去被声援、杯同情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反讽。
因此，批判应当向上，而非向下；问责应当指向权力，而非充满恐惧的个体。唯有守住这一底线，公共理性才不至于沦为强权的附庸，良知也才不至于被伪装成“清醒”的犬儒所掏空。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