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艾未未赞美中共党国、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艾未未，而是施加胁迫的党国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

发布时间: 2026-01-19 1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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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艾未未赞美中共党国、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艾未未，而是施加胁迫的党国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
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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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艾未未赞美中共党国、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艾未未，而是施加胁迫的党国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双重践踏，理应成为公知与公众一致谴责的对象。

然而，道义的同情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免责。即便言论产生于高压环境，言论本身仍进入公共领域，仍对公共认知与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发表者艾未未也无法完全免于公共讨论与公共评价。理解其处境，可以；放弃对其言论的批评标准，不可以。同情与责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也必须并存。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对受压迫者、抗争者进行“祛魅”的说法，才显露出其虚伪与恶意。它并非追求理性澄清，而是以“去神化”为名，行道义削弱之实；并非反对个人崇拜，而是反对公共同情；并非警惕权威神话，而是瓦解反抗的正当性。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战策略：通过不断强调受害者的“瑕疵”“妥协”与“局限”，将施暴结构隐身，让压迫者从视野中消失。

真正需要被警惕和解构的，从来不是那些在重压之下仍试图发声的人，而是制造重压、利用恐惧、操控叙事的体制本身。对简中语境中长期遭受打压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记者、艺术家与草根抗争者而言，“祛魅”不是清醒，而是冷酷；不是理性，而是不义。它要求受害者既要承受暴力，又要保持道德完美，否则便失去被声援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反讽。

因此，批判应当向上，而非向下；问责应当指向权力，而非恐惧。唯有守住这一底线，公共理性才不至于沦为强权的附庸，良知也才不至于被伪装成“清醒”的犬儒所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