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回国，并在德媒面前给出一组明显温和甚至偏向中国的表述，这件事本身并不只是红不红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流亡者在晚年对归属、身份与现实作出的重新权衡。想回家、想陪母亲、想让孩子接触故土，这些都属于人性，并不卑劣。真正引发争议的，是他的表达开始在客观上为他曾经反抗的体制提供了叙事支撑。

他所描述的“便利”并非虚构。银行、办事、购物、饮食、城市节奏，这些在中国一线城市确实高度成熟。但那是一种权力型便利，而不是制度型便利。在中国，你是谁往往比你做什么更重要。艾未未是被允许存在的象征性人物，他自然能感受到被重视、被照顾、被热情接纳的氛围。普通人并不生活在这样的版本里。

他拿德国的官僚冷漠与中国的办事顺畅作对比，本身也有现实依据。欧洲体系的确缓慢、刻板，对外来者和非典型个体缺乏温度。在异乡生活的孤独与被忽视，很容易让人产生心理落差。但把这种不适感对冲到中国的政治结构上，会制造一种误导性的平衡感：那边不舒服，这边似乎也没那么糟。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对比极其残酷。在德国，你可能被制度折磨，却不会被抹去；在中国，你也许会被关照，但那种关照随时可以撤回。

他对“中国不扩张”的表述，则更具象征意义。当代中国的影响力不靠坦克推进，而靠产业链、金融依附、基建绑定与话语渗透展开，靠的是治理理念和模式的输出，用表面功夫遮掩实质缺陷的扩张；这是一种新的扩张方式。当这样的话从艾未未口中说出，国际舆论场的解读会发生微妙的偏移。

他如今处在三层张力之间：不再想继续流亡；需要照顾家庭；又无法在西方社会完全融入。于是他选择了一种低冲突的姿态，让自己能在两个世界之间保留空间。这种自我降噪，使他的中性描述变得格外有分量，因为它们会被权力系统当作掩盖丑陋的证明。

他正在接近一种可被展示的异议者的位置。这比被封杀更复杂。温和、怀旧、文化性的叙述，会被用来塑造一个更柔软的国家形象。他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回家故事，但这个故事已经被嵌入更大的叙事结构里。

回家是人性，被当成制度背书就是政治。一个异议者若用舒适交换沉默，表面看似获得了安稳，内在却变得更加危险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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