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
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后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
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